在新中国时期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无不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范式（以下简称“教科书范式”），而且很多哲学家也写过教科书。比如，艾思奇、李达、肖前、李秀林、陶德麟、陈先达、高清海、陈宴清、袁贵仁、杨耕等。这就是说，教科书范式在新中国哲学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位置，或者说，教科书范式一度是中国哲学的标志性成果。但不可忽视的是，教科书范式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因其自身的内在矛盾性，它不仅促使自身的“创新”，也促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新型范式“诞生”。这一“创新”和“诞生”背后的原因，即为教科书范式深层的问题意识。纵观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史，教科书范式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即教科书范式的形成期、发展期和创新期。全面梳理和深层梳理教科书范式的发展历史，就是试图通过对教科书范式历史逻辑的认识，以寻找教科书范式背后的深层问题意识，从而为能够发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正确道路，提供方法论意蕴上的支持。

一、教科书范式形成期

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到20世纪60年代初，是教科书范式的形成期。众所周知，在这个时期里，由于社会革命和社会建设的需要，人们迫切需要一种成熟的和科学的意识形态理论作指引，与之相适应，学校开设相关课程，就显得极为必要和需要。之所以把这一时期视为教科书范式的形成期，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

1935年，李达（1890年—1966年）先生就在北平大学法商学院讲授和印行《社会学大纲》，从该著作的内容看，可以被视为宣讲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材”，即《社会学大纲》开启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科书时代。1982年第3期的《哲学研究》刊登了《李达文集》编辑部的一篇短文——“李达的《社会学大纲》最早版本的发现”，文中说，《社会学大纲》早在1935年就已经作为法商学院的讲义被印发了。1935年版的《社会学大纲》，现在仍然还有一些收藏，比如，在首都图书馆就能够看到。这可以说明，《社会学大纲》是一本近50万字的、起教化作用的教材，即国立北平大学法商学院的教材。此后，《社会学大纲》多次再版，如1949年的新华书店翻印版，2007年的武汉大学出版社版，2008年的湖南教育出版社版。仅仅从书名上看，《社会学大纲》是一部关于社会学知识的教材。但从内容上看，《社会学大纲》则是一部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著作。或许正是因为该书的名称，许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者并没有给它以足够的关注。实际上，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该书就有了重要影响，尤其是在“意识形态性”方面，即《社会学大纲》是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著作。比如，1978年第12期的《哲学研究》刊登了石曼华等人的一篇文章——“珍贵的文献,亲切的教导——重读毛泽东同志给李达同志的三封信”，文中说，关于《社会学大纲》，毛泽东“看了十遍，作了许多眉批,并向当时延安哲学研究会和抗日军政大学的同志推荐这本书,指出这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列主义的哲学教科书”。毛泽东之所以说《社会学大纲》是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应该是源于《社会学大纲》的内容。《社会学大纲》由5个部分组成，即唯物辩证法、当作科学看的历史唯物论、社会的经济构造、社会的政治建筑、社会的意识形态。“唯物辩证法”部分由“当作人类认识史的综合看的唯物辩证法”、“当作哲学的科学看的唯物辩证法”、“唯物辩证法的诸法则”、“当作认识论和论理学看的唯物辩证法”等4章内容组成；“当作科学看的历史唯物论”部分由“历史唯物论序说”、“资产阶级社会学及历史哲学之批判”等2章内容组成；“社会的经济构造”部分由“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构造之历史的形态”。

等2章内容组成；“社会的政治建筑”部分由“阶级”、“国家”等2章内容组成；“社会的意识形态”部分由“意识形态的一般概念”、“意识形态的发展”等2章内容组成。基于以上分析，以及纵观《社会学大纲》（注：根据2007年武汉大学版的《社会学大纲》）可知，该著作是一本明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即它不是一本从“问题意识”出发的专论性学术著作，而是以培养学生的世界观和认识世界的方法论为主要目的教材，并且该著作的思想内容和逻辑体系，对其后形成的“教科书范式”教材的编写产生了明显的影响。比如，它们都是以唯物辩证法“开篇”，都是把历史唯物论当作“科学”和“主要内容”。需要说明的是，也有学者认为，于1924年出版的瞿秋白的《社会哲学概论》是中国第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

1957年，艾思奇（1910年－1966年）先生编写的《辩证唯物主义讲课提纲》在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从该著作的功用看，它的出现意味着教科书开始走向“范式化”的道路，即《辩证唯物主义讲课提纲》开启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科书体系时代。艾思奇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之一，他所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被后人誉为教科书范式的开山之作。其实，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写作之前，艾思奇还写过许多重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其中最具影响的就是《大众哲学》（原名叫《哲学讲话》，（于）1934年11月在《读书生活杂志》连载，1936年发表单行本）。认真研读《大众哲学》不难发现，尽管《大众哲学》出版了32版之多，但其逻辑体系并没有发生变化，即主要由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等三部分组成。从一定意义上说，《大众哲学》也是教科书，因为它的受众主要是学生，更进一步说，它影响的是在校大学生。关于这种影响，在《清华周刊》第44卷第1期里有着如下评述，“这本书很流行，不用我再来介绍它内容的大概。流行的主要原因并不如有人所想的一样，在它写的通俗，而是在于它出现在这学生运动的时候。受了友邦的恩赐，学生不能安心埋头开矿。他们在皇宫里的金色梦被打断了”^[1]。但《大众哲学》又确实“不是”教科书，充其量只能说它有着教科书般的功用；再者，《大众哲学》的逻辑结构和主要内容，也与其后的教科书范式有着重大区别，比如，教科书范式主要关注哲学的“马克思主义”指导，而《大众哲学》则主要关注哲学的“通俗”理解。不过，提到教科书范式，就不能不提到《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而提到《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就不能不提到《辩证唯物主义讲课提纲》，提到《辩证唯物主义讲课提纲》，就不能忽视《大众哲学》的思想。因为，作为教科书范式形成标志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是艾思奇主导下的成果，也就是说，该书融入了艾思奇的哲学思想，而《辩证唯物主义讲课提纲》和《大众哲学》都是艾思奇哲学思想的主要体现，尤其是《辩证唯物主义讲课提纲》，它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科书形式”，只不过不是“教科书范式”。《辩证唯物主义讲课提纲》是艾思奇先生于1956年写成的，并于1957年在人民出版社出版，1959年修改定名为《辩证唯物主义纲要》。该教材主要包含七个方面的内容（根据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的《艾思奇全书》整理），即（1）哲学是什么哲学的根本问题。为什么要研究哲学？（2）哲学史是科学的唯物主义世界观的萌芽、发生和发展的历史，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军对战的历史；（3）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是哲学上的革命的变革。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基本方法；（4）世界的物质性、物质的存在形式及其规律性；（5）物质和意识；（6）认识过程的辩证规律性；（7）唯物辩证法是关于事物的联系和发展的科学；（8）辩证法的基本规律。从这一体系，以及该教材的功用和其后的教科书范式看，《辩证唯物主义讲课提纲》已经具备方法论意蕴上的“范式”形式，即《辩证唯物主义讲课提纲》开始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的“体系化”。这就表明，虽然《辩证唯物主义讲课提纲》还不是教科书范式意蕴中的教材，但足以说明它已经成为开启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时代的重要著作。

1961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由艾思奇署名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从该著作的体系结构看，它的出现标志着教科书范式已经形成，即《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开启了教科书的范式化时代。从本质上说，教科书范式的形成，不是一个学者个人的行为，也不是哪一个学校或组织的行为，它是一个国家行为。也就是说，在教科书范式形成之前，无论是李达的教材，还是艾思奇的教材，抑或是其他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书写的教材，充其量只能是教授或普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材，不可能被称之为“教科书范式”。1959年11月，中央文教小组遵照中央书记处指示精神，布置编写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这即为教科书范式正式启动的伊始。按照中央文教小组的要求，艾思奇（中央高级党校副校长）、冯定（北京大学教授兼党委副书记）、肖前（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副主任）、李达（武汉大学校长）、冯契（华东师范学院政教系主任兼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副所长）、宋振庭（吉林省委文教部、宣传部部长）和匡亚明（东北人民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等提交了六本书稿。1960年夏秋，中央理论小组作出决定，教科书由胡绳、艾思奇共同主持和组织编写。但胡绳强调自己不熟悉教学，故新组成的编写组成员以高级党校教师为主。党校除艾思奇外，还有韩树英、王哲民、方文、艾力农、李公天、耿立、马清健，以及艾思奇的秘书卢国英等8人。北大是高宝钧，人大是肖前、米路及李秀林，中国科学院哲学所是邢贲思等^[2]。书稿完成后，已是1961年夏，被定名为《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此后，1962和1978年又分别出版第二和第三版。艾思奇作为主编，“不仅提出了编写的指导原则，拟定了编写纲目，而且反复修改了编写的初稿，有些章节几乎重写”^[3]。从该教材的体系看，该书由三部分组成，即第一部分是绪论，第二部分是辩证唯物主义，第三部分是历史唯物主义。三个部分共有十六章，分别是：（1）绪论；（2）世界的物质性；（3）物质和意识；（4）对立统一规律；（5）质量互变规律；（6）否定之否定规律；（7）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范畴；（8）认识和实践；（9）真理；（10）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唯心主义的根本对立；（11）生产力和生产关系；（12）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13）阶级和国家；（14）社会革命；（15）社会意识及其形式；（16）人民群众和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在该书结构形成和确立之后出版的每个版本教科书，都围绕着这一体系展开。也即是说，《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不仅标志着教科书范式已经形成，而且还开启了教科书书写和研究的时代。需要说明的是，尽管《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是新中国第一本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但它在体系结构上并没有真正超越苏联教科书的体系结构。比如，由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编写、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1958年出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其体系为：（1）哲学的对象；（2）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哲学史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3）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和发展；（4）物质及其存在形式；（5）物质和意识；（6）现实中各种现象的合乎规律的联系；（7）辩证法的基本规律；（8）量变到质变的转化规律；（9）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规律；（10）否定的否定规律；（11）认识过程的辩证法；（12）历史唯物主义是关于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13）物质生产是社会生活的基础；（14）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法；（15）社会的基础和上层建筑；（16）阶级、阶级斗争,国家；（17）社会革命是社会经济形态更替的规律；（18）社会意识及其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19）人民群众和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20）现代资产阶级哲学和社会学的主要流派；（21）结论。这就是说，中国的教科书范式，一开始就没有摆脱苏联教科书的影响，或者说，没有超越苏联教科书模式。然而，《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毕竟是当时的一缕春风，该书于1961年11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后，第1版很快销售一空。1962年8月又出了修订后的第2版。至第5次印刷时，它的销数已达93.7万册，此外解放军系统内部亦印制了数十万册^[4]。

二、教科书范式发展期

从理论意蕴上讲，自标志教科书范式形成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出版之后，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就应该进入教科书范式发展期。但实际上，出于种种原因，教科书范式发展期却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即开始于中国的改革开放时期。具体而言，教科书范式发展期又可分为如下三个阶段。

从20世纪60年代初到20世纪70年代末，出于意识形态的原因，国家对教科书的研究和出版有所限制，即教科书只能使用国家指定教材，所以，教科书范式没能进入快速发展期，但就《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普及的程度和广度而言，其也是属于教科书范式发展期。众所周知，中国近代第一所大学诞生于1895年，即北洋大学堂；1898年戊戌变法后，又兴办了中国近代第一所国立大学和综合大学——京师大学堂；直到1902年，共设立京师、北洋、山西三所国立大学堂。纵观新中国成立前的中国高等教育史，很容易发现，这一个时期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发展，为国家走向民主和富强的道路作出了巨大贡献。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政府十分重视高等教育的发展，不仅在高校配备了党委书记，而且许多高校的校长也由参加过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学者担任（注：如武汉大学校长李达、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吴玉章、山东大学校长华岗，等等）。或许是太过于重视中国的高等教育，在1952年，为了保障中国高等教育的健康发展，党和政府决定调整高校的专业设置，即把民国时代的现代高等院校系统改造成“苏联模式”的高等教育体系。在这种背景下，高校数量由1952年之前的211所下降到1953年后的183所，社会学、政治学等人文社科类专业被停止和取消，高校不再享有教学自主权。人文社科类专业被停止和取消，并不是不重视这些学科和专业，事实上，恰恰是太过重视它们的结果，即担心高等教育的阵地被资产阶级的“伪学术”所占领。取代这些学科和专业意识形态功能的课程由国家统一确定，所以才有了由艾思奇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诞生。其后，《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成为全国高校统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然而，虽然党中央给艾思奇及其主编的教科书以很好的评价，但此后的事实表明，许多党和政府的领导，以及学术界对其主编的教科书都有不满意之处。正是基于这样的背景，才有了毛泽东叮嘱李达先生进行教科书的改写。遗憾的是，李达先生准备撰写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上下卷）还没有得以出版，就因“文化大革命”而被迫中断。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因高等教育受到了极大的冲击，正常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就不复存在。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重新恢复高考制度，因高考对政治课的要求，《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得以被再版和大量印刷。这个阶段的教科书范式发展，只是就教科书普及的程度和广度而言的，不但没有形成教科书百花齐放的局面，更没有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这种《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直到教育部以国家名义委托肖前先生等新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面世（1981年），才得以真正改变。

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20世纪80年代中叶，为配合高等教育体制改革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广泛需求的要求，诸多学者热情地加入到研究和撰写教科书的队伍中去，但其研究逻辑却被牢牢地限制在艾思奇所设立的教科书范式之中。从哲学的本质和学科性质看，任何民族都不能离开哲学的教育和不能没有哲学的思维，所以，“文化大革命”刚结束，许多学者就积极和热情地投入到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的编写之中。比如，1979年，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哲学教研室就“印刷”了肖前、李秀林、汪永祥等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原理》（注：我们称之为《辩证唯物主义原理》印刷版）。对于“印刷”的目的，教材扉页上做了这样的说明，即“《辩证唯物主义原理》的出版，一是为应教学之急需；二是为高等学校哲学原理专业教材的编写提供一份讨论的稿子”。实际上，不仅表现在时间意蕴上，而且从教材中附设的“勘误表”中也可以看出（注：如在第56页，把“广延性”印刷成了“广诞性”；在第129页，把“人脑”印刷成了“人头”，等等），教材“印刷”是为了更好地配合高等教育体制改革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广泛需求的要求。那么，为什么《辩证唯物主义原理》的出版在1979年，而我们却从80年代开始计算教科书范式的发展期呢？原因有两个，一个原因是，《辩证唯物主义原理》印刷版没有出版社和出版编号，即没有公开发行；另一个原因是，《辩证唯物主义原理》印刷版只是作为中国人民大学的应急教科书，并没有在全国范围内造成重要影响。这种局面很快被打破，即1981年就由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了《辩证唯物主义原理》。《辩证唯物主义原理》（1981年版）与《辩证唯物主义原理》印刷版有着众多的不同之处，仅从结构上看，就有着一定的差别。从结构上看，《辩证唯物主义原理》印刷版由十一章内容组成：（1）绪论；（2）世界的物质性；（3）意识的起源、本质和作用；（4）对立统一规律；（5）量变质变规律；（6）否定之否定规律；（7）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范畴；（8）实践及其在认识中的作用；（9）认识的辩证运动；（10）真理；（11）辩证逻辑。《辩证唯物主义原理》（1981年版）则由十二章内容组成：（1）绪论；（2）世界的物质性；（3）意识的起源、本质和作用；（4）唯物辩证法是关于联系和发展的科学；（5）质量互变规律；（6）对立统一规律；（7）否定之否定规律；（8）唯物辩证法诸范畴；（9）实践及其在认识中的作用；（10）认识的辩证运动；（11）真理；（12）辩证思维的形式和方法。肖前等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原理》（1981年版）只是这一时期的一个代表。在这一时期里，大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应运而生，但其研究逻辑却被牢牢地限制在艾思奇所设立的教科书范式之中。能够代表这个时期最高水平的教科书大约有6个之多。比如，由武汉大学陶德麟等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1980年，湖北人民出版社），由李秀林等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1982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由韩树英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纲要》（1983年，人民出版社），由肖前等主编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1983年，人民出版社），由陈晏清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纲要》（1983年，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等等。

从20世纪80年代中叶到21世纪初，学术界自觉意识到艾思奇所设立的教科书范式存在诸多理论困难，于是，开启了所谓教科书范式改革但又没能超越传统教科书范式的教科书范式发展期。无论是从理论研究，还是从社会实践的角度理解，学术界一直都认为传统教科书范式存在诸多困境，概括而言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困境。但这种观念在20世纪80年代中叶以前，主要还是一种思想层面的认识，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叶，这种认识才从自发的状态过渡到自觉的阶段。据高清海先生陈述，1980年冬，教育部在昆明召开的哲学原理书稿讨论会上，有关领导决定由他主持编写一部在内容和体系上有所改革和创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5]。这就是说，在80年代初，从国家意蕴上理解，传统教科书范式就存在着理论困难，否则，就不需要明确提出“改革”和“创新”。但这次研讨会并不能算作是学术界自觉意识到艾思奇所设立的教科书范式存在诸多理论困难，充其量只能从一定意义上（如理论意义上）说，这次会议表达了官方对于理论上改革和创新教科书范式的支持。之所以说，这次会议不能算作是学术界自觉意识到艾思奇所设立的教科书范式存在诸多理论困难，是因为在20世纪80年代中叶以后，才出版与《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有较大差别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尽管它们在本质上依然没有超越传统教科书范式的理论与逻辑。比如，这个时期的教科书——由辛敬良主编的《历史唯物主义教程》（1985年，浙江人民出版社），由陈先达等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2003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无论是在体系上，还是在内容上，都与传统教科书范式有所区别。从体系上看，《历史唯物主义教程》（1985年，浙江人民出版社）由11个部分组成：（1）绪论；（2）社会物质生活条件；（3）生产力和生产关系；（4）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5）家庭氏族（部落）部族民族；（6）阶级；（7）国家；（8）社会革命；（9）社会意识及其形式；（10）人民群众和个人在社会历史中的作用；（11）人的社会本质和人类解放。《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2003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由8部分组成：（1）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2）世界的物质统一性；（3）人对物质世界的实践把握；（4）联系与发展的基本规律、基本环节；（5）认识的本质和过程；（6）人类社会的本质和基本结构；（7）社会发展规律和历史创作者；（8）坚持以人为本和促进社会发展。这就是说，由于这些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力图展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成果，才表明教科书范式改革已经真正开启。但正如陈先达先生等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第二版）（2004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说明中所讲的那样，无论是第一版还是第二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都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命名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就是说，这个时期的教科书范式依然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传统教科书范式改革。据不完全统计，这一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至少出现上千种，仅国家图书馆就收藏了400本左右^[6]。

三、教科书范式创新期

相对于苏联教科书范式而言，中国传统教科书范式也是一种创新，尽管并没有从本质上超越苏联教科书范式。本书所指代的教科书范式创新，并不是指与苏联教科书范式相比较，而是指与中国传统教科书范式相比较。纵观教科书范式的变迁史，教科书范式从来都没有被赋予“理论上”的教条化，即伴随着传统教科书范式的产生，就同时酝酿着教科书范式的改革或创新。从实践上看，教科书范式创新期可以分为三个阶段——酝酿阶段、改革阶段和创新阶段。这就是说，教科书范式创新期主要是指第三个阶段——创新阶段。酝酿阶段只是表明主观上的动机，改革阶段表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改革成为了现实，但就其理论深度和实际影响看，依然不能超越传统教科书范式。此外，需要说明的是，在时间节点上，教科书范式创新期与教科书范式发展期有诸多重叠之处，而这正是体现了哲学思维方式的特点——任何存在都是包含否定性的存在，如果刻意的人为断裂，则是违背学术精神的。

从20世纪60年代初到20世纪80年代中叶，应毛泽东的要求，李达先生及其学术团队开始构思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教材，出版了《唯物辩证法大纲》（1978年，人民出版社）等，这一时期即为教科书范式创新期的萌芽阶段。教科书范式形成的同时，也开启了教科书范式的改革与创新。换言之，教科书范式的形成期，一定意义上又是教科书范式创新期。也就是说，从教科书范式发展期视角理解的阶段，与从教科书范式创新期理解的阶段，几乎是是同一个阶段。前文已经提及，应毛泽东的要求，李达先生开始组建有陶德麟等参加的自己的学术团队，拟出版《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上下卷）。1965年，在李达先生主持下，排印出上册《唯物辩证法大纲》，以作为内部讨论稿征求意见。毛泽东收到并阅读该著作后做了诸多批注，提出“有些地方不要抄袭苏联的东西”等修改意见。但因种种原因，该教材的下卷并没有完成，上卷也没有能够在李达先生在世时得以出版。李达先生去世后，该学术团队由陶德麟先生主持和组织编写，在1978年出版了李达先生的《唯物辩证法大纲》。从结构上看，李达先生的教科书与艾思奇先生的教科书有着些许的不同。李达先生的《唯物辩证法大纲》由引言和五篇内容所组成，每篇又包含多章内容，分别是：（1）引言；（2）第一篇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精神武器：a、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唯一科学和彻底革命的哲学；b、哲学的基本问题的第一方面；c、哲学的基本问题的第二方面；d、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对立；e、唯物辩证法的对象及其一般特征；（3）第二篇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人类认识史的唯物的辩证的综合：a、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人类认识史的积极成果的批判的总结；b、唯物辩证法的前史；c、唯物辩证法的创立和发展；（4）第三篇世界是物质统一体的无限发展过程：a、唯物辩证法是彻底的物质一元论；b、物质、运动、空间与时间；c、世界的物质统一性和发展的无限性；（5）第四篇唯物辩证法的规律和范畴：a、唯物辩证法的规律是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的普遍规律；b、对立统一规律；c、量变质变规律；d、肯定否定规律；e、唯物辩证法的诸成对范畴；（6）第五篇当作认识论和逻辑学看的唯物辩证法：a、辩证法、认识论和逻辑学的同一性；b、唯物辩证法的认识论是科学的革命的认识论；c、认识对实践的依赖关系；d、认识的低级阶段——感性认识；e、认识的高级阶段——理性认识；f、认识的检验和发展；g、真理论。从这一体系可以很明显地看出，《唯物辩证法大纲》与《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有着诸多的不同，但这种不同只是结构性的差异，两者在内容和思想上并没有实质的差别，所以，这个阶段只能被称之为教科书范式创新期的萌芽阶段。

从20世纪80年代中叶到20世纪末，高清海先生等部分学者撰写出区别于传统教科书范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如由高清海先生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但由于此类教材的影响没有得到国家层面的推广而渐渐远离人们的视野，意即没有成为广泛意蕴上的教科书，因此，这一时期还只能被称为教科书范式的改革阶段。1985年，高清海先生在《文史哲》杂志上发表“论现有哲学教科书体系必须改革”一文，为他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上、下）（1985年、1987年，人民出版社）的出版造势。此后，高清海先生继续致力于教科书范式改革的研究，换言之，高清海先生一生都在批判起源于苏联的教科书范式，用吉林大学孙利天先生的话表达则是，高清海先生一生的努力都是为了创造中华民族自己的哲学理论，即彻底摒弃传统教科书范式。《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上）（1985年，人民出版社）出版后，引起学术界不小的震动。因为，该教材不仅仅要革新教科书范式的体系，而且要革新理解哲学的思维方式。高清海先生对此观念的概括是，“原先的教科书尽管处处要同旧哲学对立、处处在批判旧哲学观点，它却并未跳出旧哲学思考问题的框架，它用以批判旧哲学的那个思维方式恰恰是传统哲学用以建立他们世界观理论的哲学模式，我称它为从两极对立出发的思维方式即‘本体论化’模式。这是造成教科书在很多问题上同旧哲学总是划不清界线的深层原因”^[7]。基于这种“革命性”(相对于传统教科书范式的意义)的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在体系上做出了重大变革。《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上）由绪论和2篇内容组成，每篇又包含多章内容：（1）绪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认识论的统一；（2）意识与存在的关系——认识的基本矛盾：a、人类认识的基本矛盾及其历史发展；b、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存在与意识关系的科学解决；（3）客体——世界的统一性和多样性：a、客体的规定性；b、客体的规律性；c、世界统一于运动着的物质。《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下）由2篇内容组成，每篇也包含多章内容：（1）主体——人作为主体的规定性及其主体能力的根据和发展：a、人作为主体的基本规定性；b、主体能力的自然基础；c、主体的社会规定性；（2）主体与客体的统一：a、主客体统一的规定性；b、实践；c、认识；d、自由。以上的分析表明，以高清海先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为标志，真正的教科书范式改革阶段已经开启。但不能不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比如：内容过于哲学抽象化、语言过于专业化、缺乏党和政府的推动，等等），该教科书的巨大影响只是存在于学术界，而没能影响到过多的高校和学生。需要说明的是，许多学者继高清海先生之后开始写作改革版的教科书，而且也在一定意义上实现了传统教科书范式变革，如辛敬良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导论——实践的唯物主义》（1991年，复旦大学出版社）。但直到今天，从改革意蕴上讲，还没有哪本教科书能够超越高清海先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

从21世纪初直到当下，出于意识形态方面的需要，中央实施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即在国家意志层面上组织编撰和出版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以袁贵仁等为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版，标志着教科书改革已经进入到教科书范式创新期的第三个阶段——创新阶段。2004年1月，以胡锦涛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明确提出要决定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该工程的主要任务是：把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作为研究重点，以重大现实问题为主攻方向，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最新理论成果贯穿到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建设、教材建设中，进一步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建设。从重要性来讲，这是继1959年以后第一次从中央层面上对教科书给予重大关注。根据中央宣传部和教育部的指示，决定出版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讲授被分在两本教科书之中，一本是由袁贵仁等任首席专家编写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另一本是由逄锦聚等任首席专家编写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主要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专业教材，供相关学习人文社科类的学生使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作为普及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需要，供包括学习理、工、农、管、医等所有专业的本科生使用。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不像《马克思主义哲学》那样，即只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知识，它还要讲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内容。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来看，该教材有一个最为重要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是一个整体，即不能割裂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者之间的联系。基于这种理解，该教材被设立为8个部分组成。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2010年修订版，高等教育出版社）为例，该教材的8个组成部分是：（1）绪论：马克思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科学；（2）世界的物质性及其发展规律；（3）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4）人类社会及其发展规律；（5）资本主义的形成及其本质；（6）资本主义的发展进程；（7）社会主义社会及其发展；（8）共产主义是人类最崇高的社会理想。客观地讲，《马克思主义哲学》虽然是一个集体智慧的结晶，实现了体系和内容上的“诸多创新”，但它并没有突破传统教科书范式的思维方式，即依然是以本体论思维为出发点，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看作科学，等等。而这一切，仅从《马克思主义哲学》（2009年，高等教育出版社）的体系中就能够加以证实。该教科书由15个部分组成：（1）哲学及其发展规律；（2）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和发展；（3）世界的物质性；（4）实践与世界；（5）世界的联系与发展；（6）联系与发展的基本规律；（7）社会历史运动的规律性；（8）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及其规律；（9）生产力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10）人民群众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11）文化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12）认识活动及其规律；（13）真理及其检验标准；（14）价值与价值观；（15）人类解放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综上所述，教科书改革虽然已经进入到教科书范式创新期的第三个阶段——创新阶段，但它将与教科书范式创新期的第二个阶段——改革阶段，长期并存下去。也就是说，只要马克思主义哲学依然是中国道路的指导原则，传统教科书范式的存在和改革就会是一个永恒的问题和话题。

参考文献：

[1]艾思奇：《艾思奇全书》（1），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592页；

[2]胡为雄：《新中国第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编写》，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8第2期，第29-36页；

[3]艾思奇：《艾思奇全书》（7），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537页；

[4]胡为雄：《新中国第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编写》，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8第2期，第29-36页；

[5]高清海：《论现有哲学教科书体系必须改革》，载《文史哲》1985年第5期，第84-87页；

[6]胡为雄：《新中国第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编写》，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8第2期，第29-36页；

[7]高清海：《走哲学创新之路—关于哲学教科书体系改革的心路历程》，载《开放时代》1996年第3期，第46-5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