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哲学从创立伊始就一直关注并努力解决现实问题。近十年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绩，逐渐形成了具有独到见解和独立创新精神的理论分析和理论成果，国内的学术交流与国际的学术对话日渐增多，在学术研究的过程中形成了众多的研究方式和理论热点，对话范式作为国内学界重要的研究方法之一，始终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他理论对话、与当代对话、与现实中国对话。在不断对话的过程中，既产生了新的理论成果和思想火花，又在众多对话理论的出场与退场过程中整合热点问题和核心问题，在发展的过程中不断拓展新的视野，同时加强理论对话的深度。本文旨在简要分析2012年的对话范式研究特征，同时对年度理论研究进行一个综述式的解读，以期把握对话范式的发展状况和未来走向。

一、对话范式的理论路径

概括说来，通过“对话”路径展开的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应该有两个向度：第一是受“解读马克思”启发的文本解释学对话。第二是针对中国传统和现实重大问题所展开的具有理论指导性和问题解决力度的对话。2012年国内学者积极通过文本解读的方式来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出场”，从现有的对话范式研究中可以看到，中国马克思主义多元的思想与马克思主义思想进行对话和交锋，从各个角度切入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与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新的对话和阐释，但是究竟应该以什么作为解读马克思所应该参照的标准呢？胡大平教授在《近十年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热点解析》^[1]一文中指出，在解读马克思的参照和标准问题上，大致存在着五种路径：“一是以恩解马，即以19世纪70年代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为标准，其中包括三大来源和三大组成部分，经济决定论与反作用自然辩证法与唯物主义历史观之间关系等等核心问题；二是以苏解马，即以斯大林主义意识形态为标准，更具体地指向以联共（布）党史教程为蓝本组织编写的马克思主义原理教科书；三是以西解马，即将马克思主义哲学视为西方知识学传统的分支，从西方哲学的历史演化角度定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性质和核心观点，在其中西方马克思主义尤为突出；四是以马解马，即以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方法和立场来解读马克思，这一思路与阿尔都塞在保卫马克思中提出的原则相似，它强调的是马克思主义自身关于思想史变迁基本思想的重要性；五是以我解马，即强调现实需要的绝对重要性和马克思主义之实践品质。”^[1]这五种路径大致涵括了国内解读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方式。

具体而言，2012年对于马克思的解读与对话基本上也是在以上这五种路径下展开的。首先，学者们继续关注国外马克思主义的最新动向，并把最新资料介绍给国内学界。这不仅是国内理论向国外理论学习的理论要求，同样也是补充与丰富对话方式研究的理论要求。从这方面来看，胡大平教授在《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节奏和变奏》^[2]一文中对于当代英美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潮最新进展进行了充分的介绍。胡大平教授认为，对学术前沿的把握，一定要建立在学术史的反复梳理和熟练掌握的基础上。他在文章中，梳理了从卢卡奇开始的严格意义上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历史变迁，这一百年来发展的历史阶段性特征，以及这些阶段性特征给我们带来的理论启发。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在全球发展过程当中的不同于苏联的、以及中国的具有社会主义制度支撑的理论话语的发展。

另外，学界周知，复旦大学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对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潮一直在做长期追踪，出版了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潮评论（2012年），包括2012年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报告^[3]。报告从危机与抵抗、政治经济学的复兴与当代资本主义批判、马克思主义的当代视域、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以及中国模式与中国问题六个方面介绍了2012年国外马克思主义和左翼理论的代表性的观点。报告指出，占领华尔街运动从结果上证明了资本主义出现了匮乏性的危机，人们强烈意识到对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加以否定的迫切性。但是运动的迅速平息需要理论家从政治、经济、社会等多方面对“另一个世界”进行思考。总结来看，与危机相对应的抵抗应该摆脱特殊主义的立场，建立在普遍主义的基础之上。然而，当代左派的多元主义无法通过文化批判完成对资本主义的深刻批判，这也成为全面恢复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现实要求。通过对金融危机的分析，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所具有的资本积累逻辑的根本缺陷，同时资本的积累和发展是依靠灾难为其创造条件的，资本积累无视客观限制的内在逻辑决定了其不可持续的本质，所以导致危机的爆发在所难免。多样化的剥削形式伴随着多样化反抗的出现，针对多样化的剥削与反抗模式形成一套对应的分析理论，成为马克思主义当代视域所关注的重点。历史的发展要求从生态、女权、土族研究等多方面丰富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资源，政治的马克思主义、魔法资本主义与魔幻马克思主义以及对马克思思想进行重新解释都是在现实和理论的对话过程中对原有思想的丰富和重新梳理。在此过程中，当代思想家结合自己时代的问题，对社会问题和文化问题的关注，从不同角度进行发挥，是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的最突出的特点。同时，在世界各国的发展中，中国的崛起引起了世界的关注，中国在取得经济发展的瞩目成就的同时，在社会、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发展是令人堪忧的。如何使中国的发展成为代表社会主义普遍原则的特殊范例，是当今中外学者所共同关注的问题。

第二个方面是梳理不同旨趣的理论之间有什么样的关联，展现多样性表象下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势态。胡大平教授在《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节奏和变奏》一文中提出了这样的问题：“追踪激进左派时，我们到底想得到什么东西？”^[2]也就是在理论的对话中，我们想要得到什么。关注当代英美马克思主义，一方面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主流话语中，找到当代英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价值；另一方面，随着20世纪80年代中国经济的突飞猛进的成长，国外的理论学者也开始关注和研究中国的现实。在这个过程中既产生了一批友好的理论学者，同时也形成了一批对于中国发展值得借鉴的批评理论。国内的学者也在持续关注激进左派的思想流变，张亮教授在《“英国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道路与理论成就》一文中以英国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为主线，强调通过英国新左派运动的产生和发展，英国马克思主义逐渐形成，这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他认为，“一方面，它使历史唯物主义摆脱了经济决定论的束缚，获得了一种具有英国本土特色的重构形态，从而有力地促进了历史唯物主义在英语世界的传播；另一方面，它在社会形态理论、阶级理论、国家理论和文化理论这四个方面也实现了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化和发展。”^[1]将英国新左派的激进理论与国内马克思主义研究成果进行对话，拓宽了国内研究的理论视域，打开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新思路。

再者，学者们不断反思以往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并从发展的视角看待马克思主义哲学。陈学明教授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否放弃了<共产党宣言>的基本原理？》^[2]一文中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出版后的时间里，没有对《共产党宣言》的正文做任何修改，在随后的时间里，随着《共产党宣言》的不断再版，马恩在结合时代变化发展的基础上，在序言里将理论进行补充和深化，这既表现出马恩对待思想的科学严肃的态度，同时也表现出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时代发展中不断对话、不断对现实问题作出回答的不竭生命力。显然，学者们都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发展着的真理，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3]放弃旧有的、脱离时代发展的理论，是积极扬弃的结果，是发展的结果，唯有紧跟时代问题的发展而不断进步，才是马克思主义精神在与时代对话中所体现的魅力。

众所周知，以马克思主义原理教科书文本解读马克思理论的方式已不再是学界主流，同时以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进行对话的形式遭到了国内学者的质疑和反对，因为“教科书话语体系的教条化和僵化，其问题主要症结在于把历史的思想非历史化、相对的结论绝对化、创新理论教条化，从而疏离时代、脱离实践、脱域国情。”^[4]学者们大多认为，理论的僵化与教条化无疑会影响理论研究的深入展开，但是在开创新的对话方式过程中必须注意两个方面的问题：首先，要积极推动教科书的转型，教科书应该是思想的文本化呈现，思想是对解决时代重大问题的积极回应，所以理论文本应该随着现实问题的变化而不断作出调整，使得理论与现实的对话可以保持一致；第二，在批判教科书与马克思主义思想对话的过程中，避免“一边倒”的态势，不能否定教科书理论中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正确性，要警惕隐藏在背后的非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话语倾向遮蔽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本真内涵。

二、对话范式的现实应答

理论生命力的体现，必须在对现实的应答中展现出来。除了对马克思主义思想文本从不同角度阐释以外，理论直面现实，直指时代重大问题更是对话范式的现实要求。理论以现实为圭臬，现实的发展引领理论前进的方向，一方面在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体系；另一方面，理论亦会直指现实，对发展过程中遇到的诸如生态、空间、女权等一系列问题展开批判以及建设性的指导。

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形成具有适合本国国情的指导思想，既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同时又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不断向前发展。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马克思主义基础》^[1]一文中，李佃来教授指出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其根本原因在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关注社会发展的历史过程，能够把握社会发展的历史趋势，在此基础上指导历史实践活动；胡大平教授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与世界历史进程中的民族创新》^[2]一文中指出中国实践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不断发展，并在此过程中吸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华，在于中国传统文化和思想的融合过程中实现民族的进步和创新；陈学明教授在文章《当代语境与人的存在方式——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哲学思考》^[3]中表明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所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人的生存方式带来焕然一新的改变，表达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解决现实问题的巨大执行力；邹诗鹏教授撰写的《中国道路与中国实践哲学》^[4]一文中讲到，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实践哲学在中国变革复兴的道路上所起到的重要的指导作用，而中国在实践中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自觉回应就是中国从传统向现代化的积极转型。余源培教授在他的文章《关于马克思主义“三化”的若干思考》^[1]中说到，马克思主义在与中国传统理论和现实的对话过程中，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理论，在学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过程中，要积极地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与马克思主义原有的理论进行对话，不可“简单地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完全重叠（全部等同），或相互替代或彼此分离，要努力将二者的学习和研究有机统一起来，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马克思主义之间既‘一脉相承’，又‘继承发展’的关系。”^[2]学术研究从束之高阁的理论对话到扼住问题喉咙的实践这一巨大飞跃，正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不竭生命力的表现。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与现实间从容地穿梭，诚然为现实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智力支持和精神推动。

随着经济全球化、政治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全球范围内的矛盾与问题也日渐增多：生态问题日益凸显，城市化进程中的空间正义与城市伦理问题亟待解决。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这些现实面对的问题做出了理论上的应答。

生态问题的出现是资本逐利性与无限增殖的后果之一。对资本的批判则是势在必行之事。陈学明教授在《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是“证伪”还是“证实”了马克思主义？》一文中指出，资本主义社会虽然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但是其所面对的危机仍将无法避免：“生态社会主义认为当今资本主义世界面临着重大危机，而这种危机从本质上说就是生态危机。”^[4]导致这种生态危机的出现正是资本的无限扩张所造成的；同时在《资本逻辑与生态危机》^[5]一文中，陈学明教授深入探讨了生态与资本的关系，并且指出了解决生态危机根源的道路。马克思强调要同资本主义展开斗争，因为资本主义不仅具有剥削人的特点，同时还在剥削自然，这些都根源于资本的无限增殖的本性。作者认为要想在现有的基础上解决生态危机，就要“在限制和发挥资本逻辑之间保持合理的张力，将资本在实现利润最大化的过程中对自然环境的伤害降到最低程度。”^[6]从而解决人类生存所面临的危机。

以空间的角度对问题加以认识，实现“空间转向”，是研究马克思主义思想除时间线索外的另一条重要逻辑线索。胡大平教授在《“空间转向”与社会理论的激进化》^[1]一文中指出，空间转向“不简单意味着空间成为研究的流行论题”，它的真正意义在于“改变传统社会历史认知的方法论”，即改变对时间分析的偏好。作者从阶级问题和经济视角加以分析并指出，无论是时间视角还是空间视角，“它面对的是大规模的政治和经济过程。”空间视角作为表述社会激进理论的任务具有很强的自我更新的能力。邹诗鹏教授以生存论为规定性，从空间的角度切入来解读马克思的理论。作者在《空间转向的生存论阐释》一文中指出马克思的空间是“社会空间、相对空间或感性空间”，相应的空间问题也是社会政治问题，“马克思实际上是在社会存在论及其批判的社会理论视域中处理空间的。”^[3]邹诗鹏教授认为，马克思指出空间不是作为外部的约束条件而存在着的，而是伴随着人的实践活动感性地显现在人们面前，成为人的感性活动和感性关系的条件。空间生产就是人类历史实践活动的具体表现之一。庄友刚教授在《空间生产与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范式转型》一文中强调空间生产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实现理论创新对现时代进行深入通彻的反思和批判的一把钥匙，是实现历史唯物主义当代出场的一种根本路径。”^[5]在空间生产理论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话中，产生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空间生产理论。车玉玲教授对空间的含义进行系统的梳理，并且通过对“空间的资本化使用”进行反思，批判了现有空间生产的非正义性。她在《空间的多重维度——作为政治与资本表达的空间》一文中指出，空间不仅是具有自然空间含义的静止的生存生产场所，同时“人的所有活动不仅要在空间中展开，而且还在不断地对空间进行改造与重构，从而生成了属人的空间。”^[7]另外，在她看来，在空间生产的过程中，空间服务于资本的增殖，以更为隐蔽的方式扩大着贫富差距。空间生产在经济上造就的不平衡性导致了空间在作为政治表达的过程中呈现出一种非正义性，地区发展的不平衡受资本和政治的操控，同一地区的空间资源分配差异也是空间非正义的集中体现。可以说，对于空间理论的研究是2012年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的一个突出内容，众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关注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空间转向，这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个转向。

另外，在2012年空间理论与当代城市问题、及其与中国城镇化进程的紧密结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现实应答的一个具体表现。陈忠教授在《城市启蒙与城市辩证法：再论城市哲学的建构》一文中指出，城市作为人的创造物，既是“多样、异质生产方式等文明要素的空间聚集”^[2]，又是“人的交往性、社会性的一种具体空间化实现”^[3]，同时还是“空间行动与空间知识的双向互动与具体统一”^[4]。城市的生成、发展与人的启蒙和交往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理论，人的全面启蒙促进城市的繁荣发展，城市的健全与兴盛亦是人的建设与发展的反映，在城市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随着物质文明的极大丰富，多元主体的利益诉求应该给予更加细致的关注，这也推动着城市从宏观正义向微观正义的积极转换。这种转换在时间上来看，从古代到近代再到现代，城市正义的发展的方向经历了由权威、民主思路向共识共商的契约论精神和个体自由理性再向以微观为基础的需要理论自觉建构的阶段，空间上，从生成论角度意义上来说，“‘正义’是一个城市学现象，城市是正义生成、发展的具体场域，城市的结构特质影响或决定正义观的具体特点”^[5]。在正义观的转换趋势上，城市的社会结构决定着正义观的形态转换。“从强调宏观正义逐渐走向强调微观正义，是正义研究的总体趋势。”^[6]在当代对正义的研究以一种微观的视域呈现于社会之中，是缘于城市文明发展的变化。在不同的利益、意识形态的背景下，唯有推动微观正义的建立，才能成为新城市继续多元发展的秩序保证。

三、对话范式的多元化展开

除了上述的内容之外，2012年对话范式在多元的领域中展开，不仅停留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内部之间、哲学与现实之间的对话，而且在不同的学科之间展开，充分显示了哲学的生命力。

首先，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哲学、中国哲学继续进行对话。马克思本人曾经对未来哲学做出过这样的展望：“必然会出现这样的时代，那时哲学不仅在内部通过自己的内容，而且在外部通过自己的表现，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相接触并相互作用。哲学不再是同其他各特定体系相对立的特定体系，而是变成面向世界的一般哲学，变成当代世界的哲学。”^[1]马克思的这一思想在当代的研究中得到了体现。对此，在中国学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哲学、西方哲学的对话中，2012年学者们进一步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在1956年，李达在武汉大学哲学系建系之始便提出“‘一体两翼’的思想，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体’，以中外哲学史为‘翼’，带动其他学科全面发展。”^[2]这一观点在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中得到了认可与继承。吴晓明教授在他的文章《当代中国的精神建设及其思想资源》中指出，当代中国的精神建设是中国历史实践提出的重大要求。就中国的自身发展而言，新的发展变化要求新的哲学形态产生。“哲学新形态的思想资源即中国哲学、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其自主的创造性融合，将积极地指向新文明类型的可能性。”^[4]中西马的对话，既是时代发展的现实要求，又是捕捉重大问题的理论自觉。哲学对话所产生的“化合效应”，势必会产生出一系列富有价值的精神资源，引导文明向新的方向发展。赵敦华教授十分关注中国哲学走向的问题，他先后发表了“‘大哲学’视野中的现代中国的哲学”、“哲学的‘进化论转向’”、“西方哲学的出路：终结还是转变？”、“研究马克思哲学和西方哲学的‘正本清源’方案”、“中国的西方哲学研究的十个误解”、“中国古代的价值律和政治哲学”、“中西形而上学同源分流论”等文章，旨在表明他对于中国哲学理论之间对话融合的期盼。

2012年，以上的思想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在具体的理论汇流中，汪信砚教授通过研究发现西学东渐成为了当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重要的客观条件，从研究西学东渐史的角度出发，来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发展以及与中国哲学和其他中国传统思想对话的过程。在西学向中国传播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被留了下来的原因，是因为“近代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是在对各种西方学说进行鉴别、使其在中国社会受到实践检验并发现它们并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后才转而自觉地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5]而且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传入中国并与传统文化积极对话的过程中，促使中国哲学从古代向近代的积极转型，在新时期的发展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理性得到中国哲学界的认可，积极地与中国哲学对话并成为中国现代哲学的主流。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与西方哲学的对话方面，张一兵教授在以对阿多诺的批判为中介的背景下，在本体论问题上使海德格尔与马克思展开了对话，作者在《探索海德格尔之路中的迷失和可能的光亮》一文中指出，“马克思第一个将几千年来哲人们从感性对象化物象之多背后拖出的绝对本质（第一性的物质或者理念）向下归基和消解为历史性的社会实践。”^[2]海德格尔称赞马克思的理论颠覆了以往的形而上学；而“海德格尔则进一步将一切有可能成为最高本原的现成对象（物、人、甚至意向）均指证为石化的存在者，并将其归基为摆脱了马克思那种社会性规定的抽象交道性的关涉（《那托普报告》，1922年），由此建构了一种差异性的‘更基础’的关涉性存在。”^[3]海德格尔将本体论重构为存在论，并将存在“向下归基为这个存在者总体世界的真相。”^[4]海德格尔的交道性关涉对马克思的历史性实践的发展具有非历史性的倒退，但是对于海氏自身的理论进程却具有逻辑一致性。胡大平教授也在对虚无主义反思的背景下展开了尼采与马克思思想的对话。他认为，在现代性的图景中所有固定东西的合法性都受到了威胁，在尼采与马克思的对话中，人们在他们的思想中发现了共通的东西“即上帝死亡之后欧洲历史的创伤。”^[5]但是在随后的行动中，马克思在理性的范围内重新建立起实践理性的主客体同一性的背景，强调代替已死上帝的是实践所具有的源源不断的生产力，而尼采则“要求再度越过基督教的与后基督教的（或新教的）理性——即历史——重新评价欧洲的历史。”^[6]二者所具有的显著区别却在后现代的绝对正义的解构中获得了延伸，也即马克思的革命观和尼采的“重估一切价值”的思想。

其次，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部门哲学就现实问题展开对话。在现实问题的推动下国内学者着眼于政治哲学中公平、正义等方面的问题，在理论研究的过程中借鉴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资源，以期在中国语境下解决现实问题。首先，需要在理论上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正义思想进行梳理与阐释。李佃来教授在《“正义”的思想谱系及其当代构建——从马克思到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一文中指出，马克思在对资本逻辑进行批判的过程中，是受其自身的内在正义逻辑指引下完成的。他强调，“属于马克思的正义，或者说马克思眼中的正义，是一种普遍的而非特殊的正义，是一种旨在实现人的普遍解放与人的关系之普遍和解的思想求取，而非对市民社会之权利和公正的理论辩护。”^[2]李佃来将马克思的正义区分为思想形式和实践形式，认为思想形式隐匿于后台，实践形式则在前台彰显活力。在马克思那里对正义的实践集中于革命的实践活动。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在社会背景的改变下积极重构马克思的正义理论，通过分析的手法将平等和剥削等概念梳理明晰，以期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彰显马克思的正义观。在没有市民社会基础和个体意识传统的中国，发展到现代出现市民社会的萌芽，作者强调我们应该“在理论与现实之间做一种‘移植’或者‘嫁接’，而不是简单地‘回到马克思’去原原本本地开发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当代性思想资源。”^[3]在关注现实分配正义的问题上，段忠桥教授发表的《关于分配正义的三个问题——与姚大志教授商榷》^[4]是对2011年姚大志教授发表的《分配正义：从弱势群体的观点看》^[5]的关于正义问题的理论对话。作者针对分配正义的论述提出了三点自己的看法，利用分析的方法将分配正义、分配正义与平等以及分配正义原则的施用范围进行界定和厘清。姚大志教授的观点兼顾了平等和福利，段忠桥教授的分配正义原则则更多从学理和概念上进行了明晰和确定。针对现实分配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如何兼顾以达到在现有发展水平下，采取更接近正义原则的方法来进行分配，是学界所需要进一步界定和探索的。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经济学的对话中，学者们除了关注由此形成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本身的思想内容以外，从理论形成的重要背景和影响因素的角度进行分析和解读。其中，余源培教授在《蒲鲁东经济哲学思想研究》一文中，对蒲鲁东的唯心主义经济体系进行剖析，强调了其著作《什么是所有权》对思想转型时期的马克思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普鲁东“将哲学与经济学相结合研究社会问题的思路，包含着政治经济学发展与变革的因素与可能。”^[1]马克思对普鲁东思想的批判和扬弃，促进了马克思的经济哲学思想的发展和转变。

在社会哲学方面，既有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社会学的对话，亦有马克思主义与社会哲学的对话。在马克思主义与社会哲学对话研究方面，邹诗鹏教授在《马克思主义史研究的社会哲学视角》^[2]中强调，尽管社会哲学与马克思主义有着原则上的区别，但是二者已经在思想发展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国形成了密切的联系，“马克思主义传统已经转化为社会哲学的资源，并成为经典社会哲学最重要的部分，且持续地影响着现代社会哲学尤其是社会理论；另一方面，社会哲学也深深地影响着马克思主义传统，从马克思恩格斯的实证科学追求，到第二国际的实证主义倾向，再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批判理论以及科学主义路向，都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传统对社会哲学的应对吸纳与批判，以确保和重构自身独特的解放政治及其现代性批判旨趣。”^[3]

在文化方面，继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之后，党的十八大再次强调，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战略，为中国文化的未来规划蓝图。国内学者也从文化哲学的角度对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方面的问题进行了探讨。经济是社会发展的有力推手，而文化则承担着树立国际形象，表达友好交往的重要任务，发展中国经济的同时更要重视中国文化软实力的发展。衣俊卿教授在《论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的实践方略》^[4]一文中阐明了当代中国文化软实力发展的机遇和挑战，并在三个维度上对推进文化软实力建设提出了建议。文化软实力的建设是一个不断生成的过程，立足于中国当下所面对的问题，坚持以问题意识带动文化实力的建设。科学发展观的形成，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和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何萍教授在《从文化哲学看科学发展观》一文中从文化哲学视角解读科学发展观“实际上是以文化理性为理性基础，选择文化发展模式，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文明观”^[6]的一种指导思想，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注入文化理性的因素，是一种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发展理论；向下具体到个体文化建设上，科学主义的“去魅化”时代让人们沉浸在物的状态中而逐渐丧失了建设精神家园的能力，车玉玲教授在《神圣与神秘主义：俄罗斯文化的主要维度》^[1]一文中引出俄罗斯文化中的“神圣”概念，指出“神圣”的非理性的心灵体验将能够成为对科学主义的泛化进行抵抗的非常重要的手段，在人们普遍进入了虚无主义的世界之后，神圣和神秘主义所具有的非理性特征使人类摆脱虚无，回到精神上的崇高成为了可能。

女权主义理论的研究虽然在国内并未成为主流，但是随着公平等问题的探讨以及中国女性对自我权利的呼唤，理论的方向必将指向女权问题的解决。李志教授在《李达的女性理论——规范意义及中国女性解放的视角》^[2]一文中指出，李达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立场，运用社会学、人类学的方法对中国女性的历史地位和处境作了分析，在进行普遍分析的同时还对中国的女性问题给予关注。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发展也要求女性承担与男性相同的工作压力，女性由于生于抚养问题在工作中普遍受到歧视，同时女性在承担工作的同时还要承担抚养的压力，总地来说就是要承担更多的压力，享受更少的福利。在这样的现实社会背景下对女性理论进行关注，将理论与现实对话，试图从中找到解决中国女性问题和实现解放女性运动的现实道路。

综上可见，对话范式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提供了一条特殊的途径，对话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众多研究范式之中，对话范式的重要地位日益凸显出来。总结看来有如下几点原因：首先，对话范式以一种交流的方式打破了哲学理论与理论之间、理论与现实之间的壁垒，逐步形成了哲学理论贯通融合的趋势；其次，在理论与理论对话的过程中，理论的不同流派、不同立场在对话交流的过程中都互相开辟了理论之前所不曾涉及到的方面和领域，为理论的研究拓宽了视野，同时，在对话中学习和借鉴其他理论的优秀成果，为发展本土理论，形成自己的哲学理论提供了很大的帮助，本土的理论在之后进一步的对话中，又将积极带动其他对话理论的创新和发展，在相互推动相互借鉴中实现理论的进步和发展；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对话范式在理论与现实的对话中，不断激发着理论问题意识的产生以及对现实重大问题的关切，这既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所具有的高度理论自觉性，同时也加快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步伐。毕竟理论只有与现实相结合，才能成为推动现实进步的思想指导，才能常用常新，在应对现实的多变性中彰显理论所具有的旺盛的生命力。总之，唯有将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时代问题展开对话，积极回答现实的迫切需求，同时建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使之与国内外各流派、各学科理论积极进行交流，才能更为全面地把握现实问题，才能确保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论视野与时代价值得以充分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