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术界明确地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作为研究对象已经有20多年的历史了。20多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并且逐渐形成了自身的独特范式。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若干理论和历史问题得到充分讨论，其范式本身也得到学术界的高度关注。2012年，这方面的研究又获得新的推动，除大量论文和研究著作面世以外，学术界还积极开展了相关的理论研讨，例如全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在江西井冈山召开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理论研讨会，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各个方面均进行了细致梳理。这些情况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已经成为当今中国学术界的重要议题。在这一背景下，本文拟结合最近几年，特别是2012年以来的研究成果，从回顾与反思、问题与路径以及当代世界进程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等三个方面总结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范式研究的新进展。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回顾与反思

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伟大实践的哲学理论形态，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明的精华相互融合，既是当代中国社会改革与发展的理论先导，又是中国道路探索进程的经验总结。近年来，学术界从多个角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进行了回顾与反思，这些回顾与反思不仅构建起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范式研究体系，而且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指明了合理的未来走向。

首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范式研究体系的构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作为一种研究范式，是通过反思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过程的方法论而产生的。这种研究范式的产生，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土壤，同时又具有深刻的时代背景。学术界在认真总结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历史过程的基础上，明确提出要在新时期加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范式的研究。例如，任平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范式称为“开掘本土思想研究的创新范式”，认为这一范式的提出在某种意义上比理论形态的提出更为深刻和重要，因为它不仅要求面向中国问题、基于中国经验、坚守中国立场，而且要求深度探索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实践路径和文化路径。所谓“实践路径”，指的是在处理理论与实践关系时，实践应被看作是理论的来源和基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不是源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话语在中国的跨界平移，而是在中国语境当中重新出场的马克思主义。因此，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应围绕马克思主义在新的历史语境中如何出场的路径研究而展开。我们在当代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就是要重新瞄准以当代中国“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的实践，创造能够指导改革、发展这一创新实践的本土创新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当代形态既不是“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也不是过去时的“中国化”，而是对当代中国发展实践作深度理论穿透的马克思主义。所谓“文化路径”，指的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过程中要处理好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目前，在这一问题上存在三种观点：第一种是儒学化的观点。新儒学的许多学者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特别是毛泽东思想的某些言论纳入新儒学范畴，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看作是儒学化。第二种是反对的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彻底批判中国传统文化的产物。第三种是折中的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也是大量汲取中国传统优秀文化因素的产物，它也有自己的本土文化来源。不论从哪个角度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都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历程中成功地走出了一条中国道路。作为研究范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对这一道路的总结和反思，其作用就是创造与之相匹配的中国思想和中国价值。这也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不仅只具有理论的特殊性，而且还具有理论的普遍性，能够创造出一个以中国道路为蓝本、可资世界借鉴的马克思主义。

其次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内在动力与未来走向的研究。当前，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的讨论在学术界正如火如荼地开展。以往的研究已经使我们清楚地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区别于传统哲学就在于它扬弃了对抽象的形而上学思辨世界的迷恋，回到了“现实生活世界”，而推进和深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关键在于寻求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当代中国人现实生活的内在结合点。今天，当这一问题重新被讨论的时候，学术界提出要进一步在探寻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真实动力和开掘其重要生长点等方面加强探索。例如，贺来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重要生长点和真实途径是批判性地反省我们生活中现实的和潜在的抽象化力量，探求超越这种抽象化力量的支配和控制，并在此过程中，努力追求我们理想的美好生活。他将当代中国人现实生活中的抽象化力量总结为两种：一种是“行政权力”，一种是“资本逻辑”，认为这两种抽象力量在中国社会生活中是内在纠缠在一起的。“权力”与“资本”相互利用和相互转化，一方面“资本”利用“权力”使自身获得远远超越单纯的市场竞争所获得的利益；另一方面“权力”则通过与“资本”的交易来使自身获得额外的回报。这种相互利用和转化，在社会学的意义上，是社会生活中种种“权钱交易”的腐败行为的根本原因；在政治学的意义上，是“权力精英”与“经济精英”的结盟，生成社会的“权贵特权阶层”并因此导致社会的种种“不公正”现象；在哲学的意义上，是经济权力与政治权力这两种社会生活中最为重要的“操舵媒介”对“生活世界”的殖民化。这二者的相互结合所形成的支配力量，深刻影响着我们中国人的现实生活。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要在当代获得真实的动力就必须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直面统治人的抽象力量的反省批判精神，清醒地对之进行深入分析和解剖，并以此推动我们对自身生存状态的自我理解和自我认识。这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使命的内在要求，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意义之所在。在这一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将产生巨大的思想上的说服力、情感上的吸引力和道义上的感召力，并因此而确证自己在中国人生活和中国社会的存在意义和价值。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问题与路径

20多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始终是围绕着回答中国问题、探索中国道路而进行的。随着时代的变迁，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所关注的具体问题也发生了相应的改变。近期，学术界对此进行了认真总结，并在此基础上从若干方面开辟了新的研究路径。

第一是明确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中国的发展转向问题。郝立新将这一转向的特征归纳为以下四个：一是由以往的倚重体系意识转向更加重视或突显问题意识。越来越多的学者在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中关照现实，聚焦理论与实际中的问题。二是由过去单纯关注革命和批判的革命哲学或单纯关注建构的建设哲学，转变为主张批判与建构并举的发展哲学。三是由过去较多地关注唯物史观对社会历史发展一般规律和总趋势的把握转变为对社会历史的“宏大叙事”与对日常生活的“微观分析”相结合。四是由过去偏重科学认识转向科学认识与价值认识的统一。在这些特征中，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所实现的由斗争哲学向和谐哲学转变进行了具体考察。关于两种哲学的转变，冯友兰在晚年曾有过论述：“任何革命都是要破坏两个对立面所共处的那个统一体，那个统一体破坏了，两个对立面就同归于尽，这就是‘底’，革命到这个程度就‘到底’了。……革命家和革命党，原来反抗当时的统治者，现在转化为统治者了，作为新的统治者，他们的任务就不是要破坏什么统一体，而是要维护这个新的统一体，使之更加巩固，更加发展。这样，就从‘仇必仇到底’的路线转到‘仇必和而解’的路线。这是一个大转弯。在任何一个社会的大转变时期，都有这么一个大转弯。”在这里，冯友兰提出的大转弯就是从斗争哲学向和谐哲学转变的过程。他当时的判断是：共产党只是一个革命党，只会坚持斗争哲学，不会转向和谐哲学。但是，在他去世之后，党就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建设和谐文化的任务。当然，从斗争哲学向和谐哲学转变的问题并不是改革开放以后才出现的，它涉及到对两种哲学的理解，需要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态辨析。对此，毛卫平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应分为基本形态与时代形态。所谓基本形态，是指具有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所独有而区别于其他哲学的基本特点的形态。所谓时代形态，是指不同时代具有不同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都是基本形态与时代形态的统一。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形态，斗争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曾经的时代形态，和谐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今天应有的时代形态。在从斗争哲学向和谐哲学转变的过程中，坚持社会和谐、科学发展已经成为一项紧迫的共同使命。

第二是澄清了西学东渐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之间的关系。学术界通常所说的西学东渐，主要是指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近现代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理论和学说，特别是近现代西方政治法律思想和哲学理论在中国的传播。这种意义上的西学东渐，客观上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创造了有利条件，并由此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一个重要历史前提。正因为西学东渐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一个重要历史前提，并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理论目标的实现和理论功能的发挥的一个必要条件，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说，没有西学东渐就不可能出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不深入研究西学东渐及其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关系就不可能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以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一个不足之处就是对西学东渐研究过少。在近年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中，学术界已经意识到了这一问题，开始将探索的目光投向西学东渐一百年多来的历史，并对西学东渐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关系作了一些探讨。例如，关于西学东渐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的推动作用，关于西学东渐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各种西学的思想交锋，还有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学之间的归属关系等问题都得到了学术界的讨论，加深了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解。在总结这些讨论的基础上，汪信砚进一步澄清了两者之间的关系：西学东渐不仅客观上促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一个重要历史前提，而且引发了中国哲学历史发展过程中的重大变革，推动了中国哲学从古代传统向近代传统的转变，从而使得最初在西方哲学传统中产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可以通过中国化而对接上中国哲学传统和转化成中国哲学，并由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在中国现代哲学的建构中发挥积极的主导作用提供了可能。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西学东渐之间的密切联系绝不意味着它是西学东渐史的一个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本身并不属于西学东渐的范畴。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人们通常所说的各种西学具有不同的理论本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西学东渐具有不同的目的和社会性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西学东渐具有不同的结果和社会效应。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和西学东渐之间的区别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可以中国化，而各种西学从总体上看却只能“在中国”。

第三是扩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视域。为了克服以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视域狭窄的不足，学术界除了确立起“中国视野”和“世界视野”以外，还从人物研究和民族哲学研究等视域对此加以补充。

在人物研究方面，冯契和恩格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中的地位及作用受到重视。例如，关于冯契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关系问题，新世纪初即有学者提出要关注冯契对重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探索，近期，学术界对冯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做出的独特理论贡献进行了细致梳理：早在20世纪30年代，冯契就开始思考知识与智慧的关系问题，并选择实践唯物主义辩证法作为解决这一问题的理论指南，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构建起“智慧说”哲学体系，冯契用一辈子的学术实践实现了他沿着实践唯物主义辩证法的路子前进、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哲学追求。冯契所建构的以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为主体、以“逻辑思维的辩证法”和“人的自由和真善美”为两翼的“智慧说”哲学体系，在充分吸取中国传统哲学和西方哲学的积极思想成果的基础上，结合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理论进行了创造性的阐发，深化和拓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历史上写下了极具个性特色的篇章。据此，汪信砚认为，认真研究和系统总结冯契所做出的独特理论贡献，对我们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深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有积极意义。关于恩格斯研究，学术界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对恩格斯哲学及其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构建过程中的影响进行了探讨。例如，在宏观上，朱传棨系统地研究和阐述了恩格斯世界观的形成、他为创建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作出的贡献，对唯物史观、科学社会主义、唯物主义自然观的理论和贡献，恩格斯与《资本论》的创作与出版，特别是在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史的研究，对唯物史观的重大补充、完善和发展所作出的贡献。这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对恩格斯研究都有重要的价值。在微观上，马天俊以20世纪60年代以来3种重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为主要对象，从引用统计的角度具体探讨了过去约半个世纪里，恩格斯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权威表述中的地位。他认为，恩格斯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中的经典地位很重要，无论哲学教学还是学术讨论，他都常被征引。从引用统计的角度看，在统计基础上具体呈现的恩格斯诸多著述可以明确其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构建中所起的重要作用，而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经由引用进入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这一过程中所实现的语境转化的情节，又产生出“取义修辞学”的问题，需要我们在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时加以注意。

在民族哲学研究方面，从少数民族哲学视域切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一个重要补充。在近现代中国哲学转型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各少数民族因各自的历史起点不同而走过了不同的历史进程。这一历史进程体现了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家对“中国向何处去”问题的哲学思考，不仅是对本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而且是在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城市与乡村的多重冲突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接受，为中国哲学的现代化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作出了贡献。以往，这方面的研究并没有引起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重视。最近，学术界对此加以更多关注，开始从少数民族哲学个案研究的角度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例如，萧洪恩以土家族近现代哲学转型为个案，对中国少数民族哲学视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进行了研究。他认为，土家族深居于中国内陆腹地的湘鄂渝黔边区，既相对封闭又相对开放，民族自性强而又善于吸纳先进文化，传统文化积淀厚实而又不保守，在适应全球性现代化运动的中国化与中国现代化运动的全球化方面有相当的历史文化基础。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在边缘与中心、民族性与时代性的选择中，土家族始终都在为民族生存而探索由边缘走向中心、由野蛮走向文明的民族性与时代性相统一的发展之路，因而能够在近现代全球性现代化运动中，既传承和阐释了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又接受和阐释了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内的近现代西方哲学，是中国哲学现代化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当代世界进程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在经济全球化与“复杂现代性”的境遇中，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并不孤立存在，而是始终与当代世界的发展进程相联系。在这一背景下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学术界主要从文本解读、思想史研究以及对理论与实践问题的反思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探索。

首先是注重文本解读。文本解读作为一种特定研究范式，要求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文本开展细致解读，并在此基础上根据新的时代条件去发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新问题。近年来，文本解读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2版，即MEGA2版本的研究。随着MEGA2的陆续出版，中共中央编译局根据已出版的MEGA2版本提供的文本文献资料和未出版的文献资料重新校订、编辑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陆续编辑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马克思恩格斯文集》10卷本。不仅如此，国内还翻译介绍了大量MEGA2在国外（主要为欧美、日本）的编辑出版状况、研究信息和研究资料。以这些信息、资料和MEGA2文本、手稿为基础，中国学术界做出了自己的研究和解读，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这些成果主要体现在对马克思早期手稿文献、《德意志意识形态》文本和文献的研究之中，除此之外，《资本论》之前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也已经取得了初步的成果，《资本论》文本、文献的研究正在进入学者们的视野。虽然这些研究尚需进一步深入，但已经初步为未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其次是聚焦思想史研究。思想史研究是新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追求创新的又一次努力。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本来就是西方思想史的产物，所以在思想史的背景中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有助于我们真正进入马克思学说的历史性本质。近期，学术界对思想史的梳理呈现出两种路向，一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百年发展历程进行总结。例如，陈先达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百年发展的特点归结为两点：（1）马克思主义哲学由边缘成为主流。这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成果。这个过程，既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过程，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伟大成果诞生的过程。我们当前面临的问题是如何防止马克思主义哲学再度边缘化。（2）在中国哲学领域，中西马经历了从相互排斥到相互对话、相互吸收、相互结合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学会了如何对待不同的哲学派别，学会了以哲学态度对待哲学，避免哲学过度政治化。我们当前面临的问题是如何进一步开展中西马对话，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以中国传统哲学为根，以西方哲学为养料，创造性地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并繁荣哲学各个学科。二是探讨1949年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历程的书写。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开启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的发展历程。在此之前，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是中国近现代诸多思潮中的一种，而从此时开始，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了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主流意识形态，引领其他思潮的变革和发展。探讨这一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创造，学术界主要从当代中国哲学史、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等多个角度进行。例如，孙正聿认为，当代中国哲学史从根本上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在当代中国60余年的哲学历程中，毛泽东哲学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哲学思想，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此同时，当代中国哲学学者在探索和回答时代性问题的过程中，不断深入地研究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在中国哲学、西方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话中，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伦理学、美学、逻辑学、宗教学、科技哲学以及文化哲学、政治哲学、经济哲学、价值哲学等部门哲学的过程中，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的研究成果。何萍也认为，1949年以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的一个发展阶段，又是中国近现代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一个重要阶段。因此，对于这一断代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人们既可以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框架中加以论述，也可以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框架中加以论述。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框架中，1949年以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凸显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及其形态的内容，而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框架中，1949年以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凸显的是中国哲学和中国问题的内容。研究这一断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意义在于：它能使我们把握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特殊规律，而不至于随意地、碎片化地套用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成果；它能使我们结合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深入地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点和内在机制，思考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状和未来发展。

再次是直面理论和实践问题。这里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哲学意蕴问题，二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转变问题。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哲学意蕴问题，近期，学术界通过相关研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观、价值观的哲学内涵以及理论形态进行了深入开掘，从而阐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当代实践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造性继承与发展。第一是论证了科学发展观的哲学内涵。以往，我们对科学发展观的种种解释大部分都是从经济学或社会学的角度来讲的，而缺乏对科学发展观的哲学理念、哲学内涵进行论证。这就造成了对科学发展观的一些误读。近来，学术界从不同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了阐述。例如，何萍认为，贯彻科学发展观并使之成为中国在21世纪发展的哲学理念，就需要对其进行哲学的论证。她指出，有外国学者以“science”和“ecology”两个词的区别来质疑科学发展观，实际上提出了科学发展观需要论证的三个问题：（1）科学发展观的理性是什么？是科学理性，还是文化理性？（2）科学发展观的发展模式是什么？是经济增长，还是文化发展？（3）科学发展观的文明理念是什么？是生态主义的生态文明观，还是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文明观？对此，我们的的回答是，科学发展观以发展为第一要义，以人为本，以全面协调可持续为基本要求，实际上是以文化理性为理性基础，选择文化发展模式，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文明观，这三个方面构成了科学发展观的哲学内涵，从而证明，科学发展观提出了21世纪中国发展的新理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核心价值理念。从文化哲学的观点来看，科学发展观正是通过解答当代哲学发展中的这三个主要问题而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新成果。第二是说明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相关问题。当前，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已经成为繁荣社会主义文化的一个核心问题。学术界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一些相关问题进行了积极探讨。例如，李楠明依据马克思主义理论说明了“为什么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这一问题。他认为，世界市场的两极性的分工迫使中国必须走社会主义的道路来振兴自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产生在理论逻辑上是回答马克思晚年东方社会思想所遗留的难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体现着个体本位社会格局的形成给社会生活带来的变化，因而只有从马克思实践哲学的主体价值意蕴才能把握其发展的内在机理。第三是总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形态。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形态，余品华将其概括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因为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最基本范畴之一，是当代世界的主题，也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主题曲、中华民族复兴大业的基础和主轴、中国改变“落后就要挨打”命运的决定性步骤，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的总体特征可以用“发展哲学”来概括。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次历史性飞跃中，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是毛泽东思想，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必然呼唤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新形态的出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就是这一崭新形态。它既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新发展，同时又不同于毛泽东哲学思想，它将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不断发展而逐渐完善。

关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的转变问题，近期，学术界对此进行了总结并更加注重对理论和实践问题的研究和解决。王南湜把这种转变概括为一种笼统的实践哲学转向回归马克思的实践哲学，即从包含实体性哲学范式和主体性哲学范式两种类型的理论哲学回归实践哲学，进而转向回归历史唯物主义。他认为，这一转向所关涉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于盛行了几十年的黑格尔主义阐释范式的超越，二是对于原本马克思思想的关注，三是对于中国现实问题的理论性关注。而由这些方面的转变，形成了一些具有重大意义的核心问题，这些问题与更早时期人们所关注的问题有所不同。这些问题主要包括：历史唯物主义的定位问题，主要表现为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历史哲学还是历史科学；历史决定论问题，主要表现为人的活动与历史规律的关系问题；市民社会问题，主要表现为如何理解市民社会概念，以及能否依据这种理解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建构奠定一个基础。如果我们能在这些方面获得突破性进展，那么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必定能够从总体上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也必将获得更大的进展。张盾则认为，无论文本解读还是思想史研究，都还属于纯学术性的工作，因而都是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正在酝酿的下一次重大创新所作的理论准备。这个令人期待的重大创新就是用马克思学说去批判性地认知和解释当代中国社会面临的一系列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对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来说，这是它尚待努力追求的一个目标，也是它应该追求的一种更高学术境界。在真正理论思维的高度上用马克思学说去处理中国现实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重建其在中国社会和文化中的影响力，并获得真正的国际学术话语权的必由之路。

综上所述，近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范式研究的状况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已经取得了长足进步，目前正处于一个寻求范式转换和路径创新的时期。在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不仅努力把中国马克思主义从经验层面提高到理论层面，而且紧扣当代中国社会发展这一核心问题，积极应对科学发展、社会和谐、文化建设、价值观建设等重大现实挑战。这也使得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历史与现实、思想与实践中保持了某种必要的张力，促进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