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学者曾指出，“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还比较多地停留在学理层面，那种能够切中今天的社会历史现实，直面人类发展重大问题的有影响力的研究成果还不够多”。这就要求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必须敢于直面和回应人类发展面临的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而马克思主义“反思的问题学”研究范式，就是通过反思和解答新全球化时代带来的种种问题对马克思主义在场性的当代挑战，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因此，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来说，关注和研究新全球化对当代中国带来的时代重大问题，并对这些问题予以解答，推进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这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者首要任务，也是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和生命力之所在。因此，不间断地梳理出学术界反思哪些中国时代重大问题，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显得非常重要。我们曾对2011年学术界反思中国时代重大问题进行了梳理，在我们看来，2012年学术界对中国时代重大问题反思主要表现在当代资本批判、生态问题反思、中国道路的哲学思考、文化自觉与自信、空间生产等五个方面问题。

一、当代资本批判

近年来，中国学者越来越意识到对资本展开批判是当代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回答的重大课题。这是因为“在全球化的逻辑中，最具影响力的逻辑和动力机制毫无疑问是资本的逻辑”，当代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充分利用资本的力量推动社会发展的前提下批判和抑制资本的逻辑所造成的各种不平等、不人道的消极后果”。这就要求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一方面，要通过多维度地揭示资本的逻辑而开展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更具针对性的批判”；“另一方面，在积极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过程中，必须使人们清醒地认识到资本的逻辑和消极后果，以形成对资本的逻辑和市场机制的制度约束、法律约束、价值约束和道德约束，通过社会主义制度和其他相关手段防止贫富差距悬殊、消除社会不平等、遏止价值失范和社会冲突等。”2012年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们展开了对当代资本的批判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一）在《资本论》研究中展开资本批判的研究。

一是基于《资本论》对资本批判的解读。如有的认为资本是一面反映人类特定历史存在的镜子，它的内在否定性既是人类生存困境的折射，也是人类自由发展的辩证过程；资本的扬弃逻辑和人类的自我超越决定了资本主义的历史限度。有的则从探讨资本失衡导致世界经济失衡的过程出发，对资本在全球的积累、配置、流动、竞争和要素分配进行了分析，认为资本的失衡是世界经济失衡的本质原因，资本在全球的积累、配置、流动、竞争和要素分配的失衡导致了世界经济的失衡。还有的以《资本论》及其手稿为主要资料来源，就马克思对市民社会资本逻辑的批判展开探讨，认为马克思以资本逻辑为基础，对现代市民社会的内部结构及其本质有了完整的认识和把握，揭示了其与资本的内在同构关系。二是虽然学者们从其他角度研究《资本论》，实际上涉及到资本批判问题。如有学者探讨了《资本论》的历史地位及作用，认为它是世界无产阶级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重要理论武器；它不仅使剩余价值理论成为唯物史观的逻辑展开，也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它以其所产生的巨大的历史性和革命性的影响，具有历史的穿透力，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等等，都包含资本批判问题。还有学者认为《资本论》科学地揭示了社会发展规律，仍为分析当代资本主义提供了科学指南，而且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仍然具有巨大的指导意义；认为它对认识当代金融危机的作用，对美国的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分析，有一个全面而深刻的认识，《资本论》仍然具有现实意义和价值，等等，实际包含着对当代资本的深刻认识。此外，部分学者具体分析和研究了《资本论》中的具体内容，如《资本论》中的空间维度分析、《资本论》中的“二重性”学说探讨、《资本论》有关剩余价值理论的论述等等均涉及到对资本批判问题。所有这些研究，既包含着挖掘马克思主义资本批判理论，进一步展开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也包含了进一步对当代资本逻辑及产生后果的认识，具有现实意义。

（二）在对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研究中展开对资本批判研究。

学者基本上赞同现代性与资本紧密相关，如有的学者认为马克思主要是通过资本主义来透视现代性问题的，他的现代性思想与资本主义批判紧密相关；也有作者认为，马克思的现代性具有双重内涵：一是资本现代性(资本主义社会)；二是人类解放的现代性(共产主义社会)，这二者紧密关联；还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以资本命名“现代”,其现代性批判就其理论性质而言乃是对资本的现代性批判，甚至认为资本的出现导致现代性最终在社会结构、精神观念以及价值观念等多个层面获得实现，等等。因此，对现代性批判实际也就是对资本或资本主义的批判，对现代性批判也就是批判由于资本的逻辑而带来种种现代性的问题，实现资本主义现代性的超越。这就如有的学者所称，批判和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性”,克服资本主义所导致的诸种对抗性、分裂性矛盾,建构社会主义“新现代性”；或者说，通过对人的本质的探讨和现代资本主义弊病的揭露，实现对资本现代性的解构，从而建构人类解放的现代性的共产主义社会。对于如何实现现代性的超越，有的学者也给出了超越的路径，认为马克思从形而上学批判与意识形态批判双重并重；经哲学革命与形而上学批判、意识形态批判三者紧密结合；到资本批判与形而上学批判、意识形态批判三重结合。并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性理念构建的关键在于坚持对资本现代性的辩证批判。最后，学者们强调了现代性批判的意义，认为现代性的多元反思不仅对中国认识世界发展历程以及全球化等问题具有重要价值，而且对中国现代化建设中改革与发展的问题、中产阶层的培育与生长、多元价值观的整合等有着借鉴与启示意义；现代性批判为建立社会主义现代性，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自由的人”提供了有原则高度的批判力量。

（三）在对资本当代新发展的研究中展开对资本批判的研究。

学界对当代资本新发展的研究主要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一是对金融资本的研究。这主要是由于2007年金融危机之后引起对金融资本存在问题的批判，因而学者们集中讨论金融资本与金融危机之间的关系。如认为当前资本主义金融一经济危机是金融资本新霸权的资本主义危机，是金融资本的主要形式——“虚拟资本天马行空式的自我发展与实体经济严重脱离的结果”；以信用为基础的虚拟资本，随着货币支付矛盾的积累、经济的泡沫化，必然导致金融危机，等等。并进一步指出金融资本在成为当今资本主义的绝对核心之后，挟持了政府，甚至整个经济，金融资本也已经不是为了实体经济的创新，而是在扼杀着大量的技术创新。因此，学者们据此提出了中国发展金融资本和虚拟经济的建议。二是对消费主义的研究。学者们认为，消费主义与现代性之间有着隐秘的联系，消费主义兴起是“资本逻辑”在工具理性谋划下实现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后的结果。特别是现代社会出现的符号消费，“是现代性带来的产物，而现代性的命运与资本逻辑是密不可分的，因此对符号消费进行批判的理论依据就是对现代性的批判，进一步说就是对资本的批判”。全球化时代，消费主义在经济上推动实现资本增值，在政治上为资本消弭反对派，在文化上为民众提供心理抚慰和精神麻醉。消费主义的流行，降低了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削弱了人们对社会主义理想信念的追求，阻碍着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对消费主义观念的批判，启示我们更深层地思索制度文明的构建，在利用资本的同时，更要充分驾驭和有效导控资本；必须防范和抵御消费主义思潮的影响和危害，巩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体地位；培育尊重自然、以人为本、崇尚精神满足的消费模式，并使之成为全体公民所追求的生活价值取向。三是对拜物教批判的研究。主要是针对当代社会存在的种种拜物教行为，转而探寻马克思拜物教批判理论。学者们认为理解马克思哲学中的商品拜物教理论批判内涵对于我们认识和克服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拜物教现象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对为理解和克服中国当代社会存在的各种社会危机具有深刻的理论警醒意义和实践启示意义。

此外，有不少学者开创了资本逻辑研究的新领域，如从空间生产的角度进行研究；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进行研究，开创了资本逻辑批判的新道路；还有研究马克思共产主义价值观的起源与资本逻辑密切相关等等，促进了资本逻辑的研究的新发展。

总的看来，2012年学界对资本批判的研究取得不少成果，但在有些方面的研究还需进一步深化，比如说对当代中国资本批判研究不够，对资本当代表现形态的研究还很欠缺，这都需要进一步加强。

二、对生态问题的反思

在当今世界，生态失衡、入口膨胀、资源短缺和环境污染等一系列环境问题不断凸显，在生态环境危机日益突出的形势下，如何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实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成为人们讨论和关注的热点。就中国来说，2012年生态问题成为人们讨论和研究的热点问题，如PM2.5、土壤重金属、饮用水污染、海洋污染等关系民生的环境问题成为政府与社会关注的焦点，绿色经济、绿色消费成为对生态问题进行反思的人们追求的目标和选择。因此，围绕着2012年上述生态问题，学界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了研究和反思。

（一）挖掘思想资源，为当代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理论基础。

首先，学界进一步挖掘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这方面，一是进一步探讨了马克思主义的生态观。学者们普遍认同马克思主义的生态观是主张人与自然本质上是一体共存、和谐共生的关系，但在各自论述上稍有区别。如有学者从马克思的人与自然的统一性和一致性方面来论述；有学者从马克思的“人本学的自然观”与“生态的自然观”方面来对此进行论述；有学者从自然生态与人文生态两个维度对马克思生态思想进行探讨；有学者从实践的角度对马克思环境哲学展开研究；还有学者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建立了“主客—体化’’的研究范式，即“人与自然关系和人与人关系相结合”的生态学研究范式，以及从生态学的角度对马克思自然观进行阐释等等。所有的研究进一步揭示了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实质，为我们理解和解决当前的生态问题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二是进一步探讨了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观。这方面具有创新性的观点有：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观阐明了人和自然之间是通过实践的中介实现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异化”劳动导致“自然的异化”等观点，实践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其理论根基，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生态文明是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观的价值诉求；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观对资本主义生态文明进行了制度批判、辩证批判、实践批判，阐发了生态文明是人类社会实践的重要尺度、历史发展的永恒追求、共产主义社会的本质属性，揭示了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在逻辑是推翻资本主义和建立共产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基础是唯物史观，理论特色是强调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整体性、以实践为中介的能动性、尊重自然的唯物主义和变革社会的辩证性，等等。特别是方世南教授，较为全面的研究了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认为现代意义的生态文明概念来源于马克思和恩格斯，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包括了一系列内容，以及主张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中国化等，具有重要的意义。三是研究了马克思主义其他方面的生态思想，如马克思恩格斯经济发展生态化思想、马克思恩格斯可持续发展思想、马克思恩格斯生态危机思想等等方面的研究，总体上深化了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研究，为当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理论基础。

其次，学者们还进一步挖掘其他的思想资源。主要表现在：一是挖掘西方非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思想资源。集中表现在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有学者认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分析生态危机及其解决途径，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在生态问题上的阐述，它“注重对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弘扬与重塑”，并“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些原理做出了许多新的生态阐释”，人与自然的和谐在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阈内具有特殊的性质。除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进一步挖掘外，也有学者探讨了科尔曼的生态思想、福斯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奥康纳双重危机论、大卫·哈维的环境正义思想、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生态思想、美国学派的生态经济思想等等。二是挖掘中国传统生态思想资源。如有对道家生态思想的研究和探讨，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向来重视生命的价值，它以责生的精神看待生命，以仁爱的精神关注生命，并以平等的精神对待宇宙问各个生命的价值，重视对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构建。儒家提出“天人合一、万物一体”人类与自然万物和谐统一、互为依存的生态环境哲学理念；道教的“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哲学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美好学说”；墨子的天志宗教观，“折射出墨子对人与自然间的生态平衡问题所做的思考”。中国传统生态思想的挖掘，对中国生态问题的解决提供了自己的理论基础。

（二）从生态观的角度展开研究，探讨正确的生态价值理念。

生态价值观是生态文明建设核心内容，也是学界对生态问题重点研究的内容之一。2012年学者们对生态价值观问题的研究主要表现为：一是继续对传统生态价值观予以批判。如有学者认为全球性气候、能源风险时代的来临与工业文明的传统发展观有着密切的关联；认为“把生态文明看作是工业文明的替代品；仅仅基于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视角理解生态文明；进而认为生态文明建设仅仅是指按自然规律办事；只能依靠经济技术手段才能奏效”，这是传统生态文明观的四个基本观点。这种生态文明观是“把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当做人类文明的核心，以生态学规律为生态文明的基础，以工业文明为生态危机的根源，将生态文明作为一种后工业文明的独立文明形态”，这是认识误区，这种传统生态文明观是有待商榷的。二是从科学发展观的角度探讨生态价值观问题。有学者认为生态文明对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有积极意义，应该从发展的实践中深化生态文明的内涵；有学者认为科学发展观有其生态文明意义，它实现了对中国传统“天人合一”发展现与西方传统“天人二分”发展观的双重超越；还有学者研究科学发展观与生态公平的关系，认为解决生态不公问题，需要贯彻科学发展观，等等。三是从其他角度探讨生态价值观。如有从生态自觉的角度进行研究的，认为生态自觉是生态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有从绿色发展思想进行研究的，认为它是生态文明的核心理念，是谋求适度、合理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的重要途径；还有从经济的角度对生态价值观进行反思的，等等。

（三）对当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实践的研究。

2012年学者们主要从三个方面对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进行了研究，一是继续对生态文明的内涵予以深层次的解读。有学者从历史的纵向的角度分析生态文明是新世纪人类的最佳抉择，认为人们达致对生态文明的理解所走过的路径是不同的，这些不同路径指向一个新文明方向；有学者从伦理的角度认为生态文明是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我身心这四种关系的和谐共生的文明，因此需要处理好人与自然、人与生存环境、人与社会的道德关系；还有学者分析了生态文明的概念体系及其内在逻辑，指出了生态文明的本质、核心问题、战略任务、长远目标、最终归宿、理论指导、基本模式、重要途径等等。所有这些研究进一步深化了人们对生态文明的理解和认识。二是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进一步进行理论上的论证。有学者指出建设生态文明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应有之义，生态文明与社会主义的内在关联具有唯物史观的哲学基础；也有学者从历史的和文化的角度来论证中国走向生态文明的必然性，认为中华文明之宗就是天人合一和中庸之道的理念，这种理念终将促使中华文明转向或“复归”它所固有的生态文明；还有学者指出生态文明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本质要求、重要载体和强大动力，构建和谐社会必须走生态文明之路。三是学者们重点研究了实现生态文明实现道路。首先是绿色经济与绿色发展，最为突出的体现是2012年生态文明贵阳会议，会议通过了《2012贵阳共识》，认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必须把绿色理念深入融人到社会生产、生活的各个环节，推动绿色健康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通过城市的转型、发展模式更新和制度的安排，探索绿色发展的有效模式。此外，秦书生等学者也从绿色技术、绿色生产力、低碳经济等方面对此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刘思华、方时姣也撰文认为循环经济和低碳经济是中国绿色发展与绿色崛起的两大重要引擎。其次是从消费角度提出实现生态文明道路的，有认为从道德责任和法律义务两个层面构建生态文明消费模式和确立消费者社会义务；有认为普通公众不仅要在自己的消费活动中转变消费理念和消费模式，而且使自己成为“生态公民”。再次是从技术的角度实现生态文明，比如认为生态文明需要的是能够促进生态生产力发展的科学技术，因为生态化科学技术，具有突出经济活动的生态效益、促进可持续发展等功能；认为只有全面系统的现代科技文化(自然科技与社会科技的统一)才可能成为社会生态文明的灵魂和社会可持续发展以及全面实现现代化的可靠根据，等等。

虽然2012年学界的研究取得丰富的成果，但存在不少问题，一是对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关键制约、障碍成因、微观机制、发展趋势等一系列重要具体问题的研究还需深化；二是从研究方法上看缺乏系统全面的比较分析和定量研究，弱化了促进完善生态文明的政策措施、制度保障与体制机制的科学性和有效性；三是从研究视野来看，不同主体利益协调、不同情景下社会机制设计等问题的研究视角有待进一步拓展。

三、对中国道路的哲学思考

胡锦涛在十八大报告中指出，道路关乎党的命脉，关乎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人民幸福。因此，对中国道路问题的研究至关重要。有学者也指出：“如何通过科学地阐释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的意义和价值，通过更有针对性地批判资本主义的制度，并促使西方发达国家对体制进行自我反思和自我批判，以形成尊重文化多样性和发展道路多样性的发展逻辑，这是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重要历史使命”。因此，“对中国的成功经验的总结应该是更高层次的，更需要一种理论的理解力和穿透力”。正是在这一理论高度自觉的前提下，学界已开始从哲学的高度对中国道路问题进行思考。

（一）挖掘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作为中国道路哲学思考的理论依据。

有学者指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很多思想非常有助于我们总结中国经验。大多数学者主要是从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寻找对中国道路哲学反思的依据。有学者从中国现实出发，探讨科学发展观与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继承性和创新性，认为对于进一步认识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基础以及用科学发展观引领科学社会主义在当代中国的新实践有着重要的意义；还有学者指出，在当今时代，发展作为社会的主题，社会发展理论的创新和变革为引导社会发展提升了主要的动力和源泉，能够有效促进我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实现。

有学者认为，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关系的分析，概括出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他们在坚持普遍规律的前提下一直承认不同的民族可以选择不同的发展道路。丰子义也认为，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论域非常广泛，其思想资源主要深藏在关于唯物史观的探讨和阐发之中、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解剖之中、关于非西方社会和古代社会的考察与探索之中。从当代社会发展现实尤其是中国发展现实来加以审视，马克思有关社会发展的价值目标问题、发展的矛盾与出路问题、发展的道路问题、发展的危机问题、发展与全球化问题尤为值得我们注意和把握的。在研究中，他还进一步指出，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主要是在社会批判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并在社会批判语境中得以具体阐发的，不了解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理论，就无法透彻地理解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同时，他还进一步指出，在马克思的视野里，社会发展理论与社会结构理论是紧密连在一起的，正是通过对东西方社会结构及其原因的比较分析，马克思不仅深化了对社会发展的原有认识，而且形成了对东西方社会发展差异的深刻理解和把握。此外，还有学者从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视觉来讨论现代性的问题，从全球化的角度来讨论当代中国发展，力求多渠道深入反思中国道路问题。可以看到，学者们正是从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分析中，为我们认识和阐释中国道路提供了理论基础。

（二）构建“中国道路”解释框架

2012年对中国道路的研究已不局限于对中国道路的实证性研究和描述性分析，已开始将中国道路的研究上升到哲学的层面，表现为开始尝试构建中国道路的解释框架。

首先是从世界历史的角度来构建中国道路的解释框架。有学者早就指出过，考察中国道路问题使用的尺度是“世界历史时代”的时空参照系，要认真研究人类社会发展的逻辑过程与具体历史过程对立统一的辩证法。在此基础上，2012年学者们力图从世界历史的角度给中国道路予以更合理的解释。有学者指出，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为我们深入理解和研究以市场法则、资本逻辑与财产权表达的内在统一为核心内容的中国道路，提供了一个基本的有生命力的哲学范式和阐释框架。也有学者指出，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讨论中国道路，除了中国的视角，还要有国际发展的维度。因此，讨论中国道路，需要有一种世界历史的大视野，需要从中华民族走向现代化的历史大尺度来审视。此外，还有学者认为，中国道路体现了中国特色性与世界历史性的有机统一，是中国智慧的当代展示；“中国道路”是对正在生成中的人类文明新秩序的承载，对新历史理性精神的承诺，“中国道路”和“中国价值”不仅是指导当代中国发展的中国化创新成果，更具有溢出国门、走向世界的普遍意义等等。均表明了学界正以更为理性的思路解释中国道路。其次是从中国道路自身发展内在逻辑寻求合理解释。韩庆祥就指出，揭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逻辑，对把握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本规律，对深入理解党的创新理论，具有重要意义。应当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中国逻辑”中提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基本原理。也有学者认为，只有深刻理解“中国模式”的历史逻辑、社会主义逻辑和全球化逻辑，才能把握“中国模式”的根本特质。第三，从其他方面寻找合理解释，如从文化哲学的角度，认为当前中国文化建设应加强普遍性诉求，而不是过分强调特殊性。因为，强调自身文化特殊性是一种防御性策略。相反，只有发扬自身传统文化优势，积极地参与到新普遍性的建构中去，才能提高中国文化的软实力，进而在全球文化竞争中获得更大的话语权。

（三）中国现实发展道路的哲学反思

对当前中国现实发展道路的哲学反思，主要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科学发展的哲学反思，因为这两方面从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中国道路。

从第一个方面来看，学者们主要挖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内在逻辑。有学者指出，就全球视野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是在全球进入金融资本集权的境遇中和后工业社会的语境下展开的；就结构分析来看，30多年来的实践内含“功能思维一政府主导一理论引领一混合结构一人民主体”5个结构要素和相应的5个演进梯次，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内在逻辑”的哲学分析；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进一步发展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人的重要责任和使命(执政为民)和人民群众的新期待(实践创新)，决定了其基本趋向应是在“深层结构一核心体制一运行方式”三个层级上进行改革并力争实现重大突破，体现为“调整结构一改革体制一转变方式一建构秩序”，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发展趋向”。也有学者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发展模式是由经济、政治、文化、生态、社会、国际六个基本要素，物质生产基础层面、精神生产最高层面、社会关系生产中介层面三个层面结构构成的。不同的要素、结构具有不同的功能，多类功能形成合力共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进程。从马克思社会有机体理论视域看，优化这一模式需要处理好横向与纵向、主体与客体、整体与局部、结构与功能、开放与内生等几对辩证关系。

从第二个方面来看，学者们主要是阐释科学发展的哲学基础。认识当代中国的发展，必须懂得科学发展观，因而阐述科学发展观的哲学基础具有重要意义。有学者首先从“科学”“发展”的词语中探究其所包含的哲学意蕴，指出：“科学地发展”中的“科学”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科学(Science)”，其意指更接近于“科学(Science)”的拉丁词源“Scientia”，同时也更接近于马克思在指称历史“科学”时所使用的那个德文词——“科学(Wissenschaft)”的本意。只有在后一种意义上理解“科学”，“科学地发展”才得以可能。也有学者认为，科学发展观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和促进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是相互联系、内在统一的。它把以人为本作为核心，体现了唯物历史观中最高理想和价值追求理论，历史的主体和创造者的理论；把全面协调可持续作为发展的基本要求，体现了普遍联系原理，矛盾原理和发展的方向性原理；把统筹兼顾作为发展的基本方法，体现了唯物史观关于社会有机体和全局的思想的原理。还有学者从最新的角度探寻了科学发展观的哲学基础，认为科学发展观以发展为第一要义，以人为本，以全面协调可持续为基本要求，实际上是以文化理性为理性基础，选择文化发展模式，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文明观，这三个方面构成了科学发展观的哲学内涵；认为科学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理性发展，要顺利推进社会发展，有必要对理性问题加以重新审视并在此基础上构建符合社会发展需要的现代理性；认为科学发展观作为对现代性问题的批判和诊断，从哲学上为中国现代化提供了一套意义深远的方法论。

部分学者还对科学发展观的各个要素的哲学基础进行了研究，如认为唯物史观的生产力理论、社会形态理论和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是提出“发展是第一要义”论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依据；认为科学发展观把可持续发展提升到发展观的高度加以强调是以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方法论作为基础的；认为“以人为本”的“本”之方法论意义就是指探寻人的根本，即人存在、发展的起点和基础、目的和归属等等。

应该承认，与2011年的研究相比，2012年学者对中国道路的反思已开始触及到哲学层面，而不仅仅局限在描述性研究与实证性研究。但是，我们认为，未来对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的研究应该进一步加强，这样才能进一步突出中国道路研究的意义和价值。

四、文化自觉与自信的研究

文化自觉与自信的研究一直是这几年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2011年学界对文化自觉与自信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对文化自觉的理解与实现途径、文化自觉与民族文化外来文化、文化自觉与文化产业以及核心价值观的凝练等几个方面。随着2012年中共十八大召开，道路问题与理论问题的提出，学界对文化自觉的研究开启了新的方向，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理论自尊、理论自信和理论自觉的研究

培养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有必要强调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自尊、理论自信和理论自觉。因为“理论建设是文化建设的核心，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是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基础、核心和灵魂”。有必要加强研究。

首先，学者们阐述了强调了理论自尊、理论自信和理论自觉对中国现实的重要性。有学者指出，无论是从历史还是现实来看，一个民族的兴衰成败都与其理论自信与自觉密切相关。强大的国家、兴盛的民族必然拥有与之相匹配的理论自信和理论自觉。也有学者认为，中华民族复兴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两个阶段性目标的实现，是完全具有现实的可能性的，这一自信，既非妄自尊大，又须有“三个自信”的保障。还有学者指出，直面新时期“四大考验”和“四大危机”，需要中国共产党人进一步增强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

其次，学者们还阐述了理论自尊、理论自信和理论自觉的内涵。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自尊，是在世界和中国两个坐标上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原则具有不可磨灭的当代价值的信念；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自信，是指马克思主义具有相对于其他思想理论的比较优势，不仅体现在诸多理论内容上，更体现在它的理论范式和理论特性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自觉，即掌握包括自我批判在内的马克思主义批判武器，自觉反思对阉割了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的教条式的“绝对普遍主义”阐释。

再次，学者们还论述了达到理论自尊、理论自信和理论自觉路径。有学者指出，我们必须围绕着参与全球化进程和建构市场经济体制来培育“自觉”和“自信”。我们的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必须植根于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价值立场和创新成果，洞悉纷繁复杂的世界历史风云、切中当代人类发展的重大问题和发展困境、科学总结和理论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成就和历史经验。因此，进一步增强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的最主要的着力点和落脚点，应当是对中国经验、中国道路的理论提升。也有学者指出，坚定道路自信，关键在于深刻认识和自觉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内涵与实质；坚定理论自信，关键在于深刻认识和自觉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逻辑与特点；坚定制度自信，关键在于深刻认识和自觉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与规律。还有学者认为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决、理论自觉、制度自信，一方面要充分揭示它们的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提升它们的理论品格和实践品格，使之达致很高的境界；另一方面要充分展示它们的特点和优势，提升坚持它们的信心和决心。

（二）对文化自觉与自信的哲学反思

从对文化自觉与自信的哲学反思，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对文化自觉与自信的解释。有学者指出，文化自觉与自信有四维根基，中国传统文化深厚的积淀与特质为增强文化自信提供了历史根基，国家的强盛是我们提振文化自信的国力支撑，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奠定了文化自信理论根基，党的领导为文化自信提供了指引力量。也有学者指出，文化自觉有双重维度，一方面是对文化传统的自觉，另一方面是对人性的自觉。如何继承传统文化中合理的内容，剔除不合理的成分，就需要确立文化传统的观念，这就是对文化传统的自觉。从人性自觉的角度不断提升人的全面发展能力，包括技术能力、实践能力和智慧能力。何中华更是从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过程对文化自觉与自信形成予以解释，他认为，由于现代性的刺激，国人实现了由文化自在到文化自觉的转变。但是现代性维度使文化自觉沿着自否性的路径展开，使国人陷入了文化自卑。后现代维度的确立，为文化自觉实现由文化自卑向文化自信的转变提供了契机。

二是文化自觉与自信所要致力于的方向。有学者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构的文化自觉意识，主要体现在文化建设的指导性与自觉性，文化建设的批判性与创造性、文化建构的自主性与开放性、文化建构的大众化与制度化等方面。因此，当代中国的文化自觉要求反思人文精神困境，批判价值虚无主义，重建文化认同，探索文化发展的辩证法，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也有学者认为，在我们对文化自觉状况的反思中，关于文化的理解、持守和创优的问题，尤其需要在理论上予以关注，在实践中加以解决。还有学者从价值诉求角度进行分析，认为“对于社会发展及社会生活的自觉、对于民族文化传统的自觉和对于个体文化认同的自觉（主体自我意识）构成了文化自觉的三重基本意蕴”。任平教授在此问题上具有独到的见解，他认为，中围道路作为中国发展的实践路径，向中国价值和中国当代文化路径的转变，有着内在的逻辑通道，这也是中国文化自觉的当代意义和内在逻辑。另外，还有作者指出，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不断提升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意识：一是要始终不渝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为培养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奠定更扎实的信仰基础；二是要坚持弘扬中华优秀文化与吸纳西方先进文化的有机结合。是培养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重要抓手；三是要继承发扬中华民族在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上的优良传统。使我们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不断进入新境界。

（三）文化自觉与教育

如何培养文化自觉与自信问题是2012年学者们讨论的一个重要的问题。高校是文化教育单位，担负着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的职责，承担着科教兴国、人才强国的使命，应当在推进文化发展、培养文化自觉上起示范作用。因此，高校是促进民族文化自觉与自信的重要阵地，理应重视文化自觉与自信的教育问题。

学者们重点讨论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与文化自觉与自信问题。有学者认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依赖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文化自觉和自信可以推动思想政治教育的自觉与自信，增强其有效性，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能够促进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程度的提高。首先，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自身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尤为重要。高校思想政治课教师文化自觉与自信怎样确立？高校思政课教师要认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形成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引导大学生抵制历史虚无主义和民族虚无主义；要认清社会主义文化在当今世界多元文化中的地位及相互关系，引导大学生自觉抵制西化分化的干扰；要把握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方向，引导大学生牢记历史使命；要主动担当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责任，引导大学生坚定理想信念。其次，如何培养大学生的文化自觉与自信？学者们认为，高校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工作应当在传统民族文化自觉与自信中得到启发，充分挖掘民族文化底蕴，从而实现民族文化的现代德育价值；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引领社会思潮，立足本土文化，加强人文教育，树立文化安全意识，以及进行网络安全和校园文化建设等对策可以提升我国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全校师生员工要统一思想，强化大学生通识教育，使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培养渗透到校园文化建设的各个层面，重视网络文化新阵地的建设；还应准确地解读儒家经典的内涵，深入研究中国自己的教育与文化，以理性的态度正确对待传统文化．强化对自身文化的认同，从而培养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应该承认，2012年学界对文化自觉与自信的研究相比较2011年来说，已经涉及到哲学研究的层面，研究更进一步深入。但是，文化自觉理论体系还未能建立，从文化认识论的高度进行研究还未开启；创新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发展理论，为中国先进文化建设提供科学的理论支持的研究还需要学界进一步加强。

五、空间生产的探讨

随着中国现代化与城市化进程的逐步推进，特别是近年来中央提出加快推进城镇化，空间与社会的哲学研究逐渐受到重视。这是因为生产、交换和消费都在城市中进行，这些社会活动形塑和改变着城市空间，空间的“生产”就出现了。城市化和空间生产是紧密交织在一起的，学者们对于城市社会的思考，包含着对空间生产思想的探索。特别是如今的城市化问题使学界更加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空间化转向。正如有学者指出，不断推动社会空间理论发展，深入分析当代资本主义，促进我国现代化建设，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2012年学界对空间生产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国外相关空间问题的理论研究。

近年来，对国外空间理论的研究主要为列斐伏尔的空间理论、哈维的空间理论、索亚的空间理论等方面。2012年学界对国外空间理论的研究大多数集中在对哈维的空间理论的研究。

首先，学者们研究了哈维的空间理论。有学者认为，哈维新帝国主义的空间化特征主要表现为它已经突破地理实体概念，以掠夺性生产道路以及金融资本空间流动的方式形成它的空间生产与空间殖民逻辑。哈维的空间理论方法，提供了一种切入当代帝国主义观察的路径与方法。也有学者从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角度对哈维的空间生产理论进行了分析，认为哈维从“绘制空间”等六个方面建构了一种历史—地理唯物主义，在这种升级的唯物主义版本里，诸如空间、位置、场所等地理学概念成为人们理解世界的核心，在创新中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还有学者分析了哈维的空间批判理论，认为其对丰富和发展历史唯物主义提供了有益的思路和启示。其次，学者们还深入梳理了学术界对哈维研究有关问题。如有学者对国内外哈维空间理论研究的逻辑架构和方法取径进行梳理和反思，这不仅有利于对哈维空间思想的更深入理解，也能为当今学界的空间研究提供一些富有价值的参照。也有学者认为，哈维的有关研究以一种空间哲学作为支撑，在近年来哈维的著作中，追求城市权是解决空间矛盾的一种值得重视的动向。

除对哈维空间理论进行探讨外，还有学者探讨了海德格尔和德勒兹建构主义的空间生产理论。如认为海德格尔关于空间的思考是同存在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在其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观点。在其早期的思想中，思考的重点是此在的在世存在，空间表现为意蕴的空间；在其中期的思想中，思考的重点是历史性的存在，空间乃是生成和开放的；在其晚期的思想中，语言成为了主题，空间则成为了天地人神四元游戏的场所。而德勒兹和加塔利创造出了一个“块茎”结构的理论构架，这一构架提供了一种以虚拟力量形式存在的、无法穷尽的空间。该空间不仅仅是对传统的欧几里得几何式空间的挑战，更从建构主义的角度兼顾了在空间生产过程中的能动性与物质性构架之间的关系，从而完成了对哈维和列斐伏尔的超越。

（二）空间生产与城市问题。

首先，学者们讨论了城市问题与空间生产之间存在的联系。有学者认为，当代社会发展和创新的动力依然是人们空间上的聚居，是城市的发展，而城市的根本属性是空间性。城市启蒙的不足及其片面化是导致诸多城市问题的重要原因。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就是城市哲学，因为城市哲学是城市启蒙、城市辩证法的自觉，是反思与反省意义上的城市认识论、城市价值论与城市行动论。城市哲学的历史使命是深化城市研究，推动城市发展。在世界范围，城市的扩张、更新与改造带来了空间的再生产，城市治理本身就建立在空间的再生产之上，必须直面空间理论的批判与反思，并致力于重建社会空间、完善区域性正义供给、减少社会排斥之重任。

其次，学者们探讨了空间生产与中国城市发展问题。针对中国城市发展问题存在的原因，有学者指出，当代中国的城市化发展主要强调了城市建设的技术建构，而在一定程度上忽视甚至遮蔽了城市发展的社会建构，由此导致并强化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中国的城市作为世界空间生产体系的重要节点，也是空间生产和资本逻辑的反映。对如何解决城市问题，有学者认为，现实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的资本同质化逻辑和主体差异性之间的矛盾，决定了社会主义空间生产应该把“差异的正义”作为其价值诉求。持相同观点的学者也认为，当代中国城市发展同时地面临均质性与差异性两个难题，协调这种矛盾的一个重要选择是建构一种建设性的差异性正义，特别是一种“流动的差异性正义”；不仅要以个体为单位，更要从集体、体制、制度等层面思考城市问题、城市正义。还有学者认为，审理当代中国城市发展，在肯定历史进步性的同时也要指向对资本关系的历史性批判，首先是对当代城市发展理念的批判性反思。而针对当代中国城镇化发展的问题，也有学者从空间生产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主张，值得现实借鉴。

（三）从其他角度对空间生产的研究。

有学者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进行研究，认为从马克思主义哲学来看，空间生产范式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实现理论创新对现时代进行深入、通彻的反思和批判的一把钥匙，是实现历史唯物主义当代出场的一种根本路径，由此所形成的理论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空间生产理论。在理论逻辑上，历史唯物主义内在地肯定空间能够“生产”，历史唯物主义空间生产理论的建构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出场。也有学者研究马克思的空间生产理论，认为资本逻辑、世界历史与全球化、城市化以及人学观是马克思分析空间生产与再生产的四个向度；具体而言，资本逻辑是空闻生产与再生产的内在动力，全球化与世界历史的形成反映了资本生产在空间上的步履，城市化的出现是生产要素空间集聚的产物，社会新人的“生成”和“显现”是马克思空间生产思想的主体向度。这“四个向度”又可以进一步归结为“两个层面”：客体层面和主体层面。还有学者从空间转向的角度进行研究，认为20世纪60—70年代，思想界发生了一场空间转向，其实质足从时间一历史维度向空间一场域维度的转变，并改变了虚无主义的表现方式：作为“物的空间”的生产与再生产，拓展并且改变了现代精神生活的形式；意义空间尤其是网络虚拟空间的兴起显然强化了虚无化体验；在场性的强化实践着从抽象形而上学向具体形而上学的转变。空间转向改变了传统历史叙事时间相对于空间的优先性偏好，并把测度知识的权力条件纳入人文社会研究旨趣，把知识社会学推进到知识政治学方向上，从而为左派理论摆脱传统困境提供了一种路向，并促进整个人文社会研究的激进化。还有从主体性角度进行研究，从新自由主义角度进行研究等等。

总体上看，学界对空间生产的研究应该说这几年取得了不少有价值的成果，但是存在的问题是相关研究相对较为零散，很多研究目前主要停留在对国外理论的引进或评述层面。而对应用空间生产理论解决中国的城市问题的研究还欠深入，特别是建构解释中国城市问题的空间理论的研究工作还需进一步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