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哲学社会科学创新的大战略和大背景下，借助丰富生动社会实践的推动，努力推进马克思主义研究创新，是全体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紧迫任务，立足此情势，2012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等等研究都取得了明显成效，以推进“当年”马克思到“当代”马克思理论转换和出场为目标的马克思主义出场学研究在这一年取得丰富的成果，在历史唯物主义出场形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后中国特色”和出场学范式的系统化等领域都取得了明显进展。

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出场形态研究

发展和推进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核心内容，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们分别从历史唯物主义的新阐释、历史唯物主义与生态学的对话、历史唯物主义与空间转向的社会批判理论的对话等等途径来发展历史唯物主义。出场学的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立足新全球化的出场语境，借助资本形态的转换，通过与西方后马克思主义对话来探索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形态。

1.历史唯物主义出场语境的转换：“从旧全球化”到“新全球化”

“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在马克思主义从“当年”到“当代”的转化中，找准“当年”和“当代”的语境及其这一语境的历史间距，是实现这一转换的基础，也才能奠定马克思主义出场的现实阶梯。

马克思的当年语境与当代语境变还是没变？在何种程度上变等等学界不一而足，存在着几种明显的倾向：一是认为没有变，认为马克思的当年语境和当代语境都是资本统治的时代，在本质上没有变，如果有变化也是一些表征的变化，看事物要抓本质，不应受表征的影响，这类学者往往是固守马克思，事实上容易导致教条主义；另一类是夸大马克思当年语境和当代语境的差异，认为语境已经发生了本质的变化，这类学者势必会走向马克思过时论，或明或暗地抛弃马克思主义；再一类就是在坚持本质不变的前提下某些特征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认为马克思主义应在新的图景中重新出场，出场学属于第三类。如何概括这一语境的变化，从马克思科学世界观形成的建构过程和其理论本质看，任平教授认为，从全球化的角度概括较科学，马克思思想产生的原初语境是旧全球化，当代语境是新全球化，立足新旧全球化的转变才能科学实现马克思由当年到当代的发展。马克思与全球化的关系及新旧全球化的特征和转变，任平教授在其文章《资本全球化与马克思——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场语境与本真意义》（《哲学研究》，2002年第12期）、《新全球化时代与21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走向——再论走向交往实践的唯物主义》（《哲学研究》，2000年第12期）、《新全球化时代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挑战和应答》（《江苏社会科学》，2002第2期）、《新全球化历史语境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三大创新路径》（《江海学刊》，2003年第1期）、《新全球化时代的马克思主义：问题、视界与前景──再论走向交往实践的唯物主义》（《苏州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等文章和《当代视野中的马克思》（江苏省人民出版社，2003年）等论著中做了详细的阐述和论证。

这些论文和论著指出，马克思生活在一个资本全球化的时代。资本全球化造就了马克思一生的“周围感性世界”，进而决定了马克思哲学世界观的形成和转换，成了他新哲学世界观赖以建立和完善的历史地平线。这一历史地平线，即全球化历史的特征、结构和状况的精彩描述在其《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主义原理》、特别是《共产党宣言》中已充分显现出来：其一，这是一个造就“世界历史”、“统一的世界体系”即全球化的时代。资本主义生产和交换到处打破民族的壁垒，将分裂的人群和孤立的地域整合为一个统一的世界体系，形成世界性工业体系、世界市场体系、世界消费体系、全球交往方式、世界阶级构成方式、世界性文学和文化等，而从物质生活的世界体系到精神生活的世界体系，成为全球化的基本构架。

其二，全球化的产业经济基础或生产方式是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因而是工业平台上的全球化。大工业造就了世界历史，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死攸关的问题，成为造就世界市场、世界民族和世界文学的基础。其三，全球化的核心、动力是建立在工业文明基础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资产阶级成为“全球化”的主导和主体力量，它造就的正是一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既然这种全球化的主导、核心和轴心是资本的力量，因此，这一全球化在本质上是资本全球化。其四，全球化结构是两极化的，即资本化工业文明对农业文明、城市对乡村、西方发达民族对东方落后民族的全球性统治；它造就了世界资产阶级和“正在造就”世界无产阶级，“无产阶级是由于工业革命而产生的”。一切中间阶级要么被消灭，要么被归入这两大阶级之中。全球性社会—阶级结构简单化了。其五，全球化的内在张力是一体化的，即是说，资产阶级把自己的制度安排、政治经济军事秩序和“理性”尺度即“文明”强加于全世界，一切不符合作为自己尺度的规范或“文明”的民族及民族文化，都在应被消灭之列。其六，全球化的思维方式是建立在工业文明基础上的“现代主义”或启蒙理性。这成为世界文学、“世界精神”的尺度。从本质上说，它不过是占全球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文化、“文明”或意识形态。一切不符合这一精神统治需要的异族文化都被斥责为“野蛮”，因而在应被消灭之列。其七，全球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世界体系日益造就着两大对立阶级的冲突，在冲突中全世界无产阶级日益联合起来，用世界革命的方式推翻资本全球化的统治，建立社会主义。因此，共产主义就是由大工业造就“世界历史”即全球化的必然结局（见任平：《资本全球化与马克思——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场语境与本真意义》，“哲学研究”，2002年第12期）。从马克思在其经典文献里所描绘的这些图景展现出：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新世界观的形成是对资本全球化反思的结果，对资本全球化及其后效应问题的关注，成为马克思创立自己新世界观的基点，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发生发展的基本语境。通过这些分析理清了马克思的“当年语境”或者“原处语境”。

马克思发展的当代语境是新全球化社会，新旧全球化存在着五大关键不同：其一，两者的产业轴心不同。旧全球化时代的产业轴心是工业文明。西方国家凭借先进的工业文明，在全球建立起对落后国家的统治。旧全球化时代以资本全球化为本性，经历了若干阶段，从自由资本阶段转向帝国主义阶段，进而转向新帝国主义阶段，达到他的顶峰。然而，它们的产业经济基础都是大工业文明，其经济形态是资本主导型全球化。反之，从20世纪末叶以来，西方发达国家相继进入了丹尼尔·贝尔所描述的“后工业社会”，其产业经济基础从工业文明转向以通讯技术、电子、空间技术、海洋技术、生命科学等新科技为轴心的后工业文明的经济体系，此时的全球化是知识和信息主导的全球化，是“资本的”全球化。其二，两者结构构成内涵不同。以工业文明为基础，旧全球化时代在全球建立了以“工业文明—农业文明”两极结构为基础的“中心—边缘”发展格局。作为以工业文明为主导的西方国家成为世界发展的中心极，而以农业文明为主导的欠发达国家则成为依附于发达国家的边缘极。而在新全球化时代中建立起来的两极格局则是“后工业文明—工业文明”。以后工业文明为主导的西方国家成为世界发展的中心极，而以工业文明为主导的欠发达国家则成为依附于发达国家的边缘极。其三，全球化时代的内在张力发生重大转换。旧全球化时代的“全球化”主要是以民族国家为基点，以大一统的抽象理性与殖民主义为工具来实现的“全球一体化”，以西方中心论为基础的一个模式、一个范式、一个标准来剪裁全球的现代化进程，内在张力十分有限。反之，新全球化时代的“全球化”除了国家依然是重要的行为体之外，非国家形态的行为体大量涌现。在以全球公司、跨国公司、族性与多元化为基点，以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为媒介所形成的“一体化”与“多元化”的并存格局中，两极之间保持着很大的张力。其四，全球化的控制方式发生重大转换。在旧全球化时代，其主要控制方式是实体性的，即以民族国家为基点，通过商品输出、资本输出与武力征服等实体手段来建立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的世界体系。反之，在新全球化时代，西方中心论对全球的控制方式主要是通过人才掠夺，或通过信息、科技、政治、文化及大众传媒等控制，造就全球“新殖民”与“新帝国”结构。其五，全球化的思维方式发生重大转变，即从旧全球主义转向新全球主义。所谓旧全球主义是旧全球化时代的思维方式，它依靠启蒙理性，即抽象的、同一的、唯一的、整体的理性，将西方的启蒙理性奉为唯一的真理，将西方的工业文明视为唯一的文明，并以此为尺度，来剪裁和规范全球化结构。反之，新全球化时代的思维方式是后现代的，它主张多元文化而反对单一文明，强调差异政治而否认单一政治观，消解思维等级和中心性而主张“平面化”，解构先验理性或本体意义的决定论、唯一论而推崇全球话语的众生喧哗。新全球化以及新旧全球化的根本区别，任平教授在其文章《新全球化时代与21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走向——再论走向交往实践的唯物主义》（《哲学研究》，2000年第12期）、《新全球化历史语境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三大创新路径》（《江海学刊》，2003年第1期）、《新全球化时代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挑战和应答》（《江苏社会科学》，2002年第2期）、《新全球化时代的马克思主义：问题、视界与前景──再论走向交往实践的唯物主义》（《苏州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新全球化时代与21世纪公共哲学》（《江海学刊》，1999年第3期）、《在新全球化语境中引领文明对话和思想撞击》（《江海学刊》，2004年第1期）、《知识经济生产方式、交往实践观与新全球化时代》（《教学与研究》，2001年第4期）、《新全球化时代、交往实践观与21世纪哲学走向─—再论走向交往实践的唯物主义》（《求是学刊》，1999年第6期）、《新全球化与21世纪中国社会发展论纲》（《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2期）、《新全球化时代的政治学范式：交往实践共同体》（《学术研究》，2001年第9期）等做了详细的阐述和建构，在国内首次系统阐述了新全球化理论。新全球化的产生和新旧全球化的根本区别分别构成了当年马克思和当代马克思的历史地平线，构成了当代马克思的创新底板。

2.新全球化基础上的“资本本质”与“资本形态”的辩证统一：历史唯物主义当代出场形态的支点

与当年马克思时代旧全球化所造就的历史场景相比，新全球化造就的历史场景发生了七方面的深刻变化（任平：《论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形态》，《学术月刊》，2012年第11期）：

第一，消费社会结构的普遍化，使消费对于物质生产来说取得了举足轻重的直接决定意义。消费从当年早期资本主义生产不足到生产日益过剩，从而能否被消费、如何引导消费成为生产特别是资本化生产的决定性因素。一个颠倒的作用结构悄然颠覆着“生产决定消费”、历史的本质是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的原初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消费化中的文化知识因素从被经济基础决定并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演变为直接推动社会历史的决定因素。与此同时，马克斯·韦伯所说的贪婪吝啬的“清教徒”式的“新教伦理”，被刺激消费、消费决定的纵欲伦理所取代。消费还成为阶级身份的标志：夸耀性消费旨在刻意保持阶级身份差异的行动，被造就出一种脱离“物质性”内容的纯粹社会交换符号。造成全球金融危机的直接原因———次贷危机，是在这一普遍消费主义文化的语境中发生的。因此，颠覆所谓“生产主义”理论模式而走向“消费社会”理论模式，就成为从福柯、列斐伏尔到鲍德里亚、阿德勒等后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思绪。

第二，文化因素成为渗透一切的主导因素。消费的主导杠杆就是认同某种品牌、符号和生活样式，造就消费某种符号的文化成为文化阶级的身份象征。因此，消费社会不可避免地导致符号帝国主义的来临。符号政治经济学的生产和结构，成为打开当代经济和社会秘密的钥匙。鲍德里亚的“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成为一种对当下社会普遍的存在结构的深描。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批判理论，就是抓住了西方发达工业社会向消费社会转变过程中的若干现象而成就的社会历史理论。

第三，文化不再成为线性决定论的末端现象或者“副现象”，文化产业成为时代的主导地位的产业，从而使以往历史观的线性决定论图式变成了当代的相互作用的扁平化图式。历史理论似乎不再是一个由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三层楼”构成、由下而上逐层决定的线性决定论图景，而是变成一个相互作用的扁平化、压缩版的历史结构。文化不但不是被最终决定的终端因素，而就是历史中的影响力巨大和经常起主导作用的因素。

第四，历史不再成为一个由单一因素根本决定、最终决定和整体决定的传统决定论或经典决定论模式，而是变成一个离散化、多元化、散兵线、撒播的相互作用的模式。任何一个因素都在起作用，但是没有哪一种因素先天地就取得了最终的决定地位。弥漫性、扩散化、浸润性改变成为历史变化的主要方式。波普的“历史决定论”的贫困的思想也是对这一历史场景的深刻描述。

第五，微观自主决定论。大写的“人”和大写的“理性”被推翻之后，历史场景的重写主要由小写化的、多元化的个人微观自主地选择和决定、呈现微观历史场景。与宏观历史相比，微观历史观更注重个人和微观主体的历史关系分析，从中寻找更加具体、细致和多样的关系作用的图景。微观历史观的任务，就在于探索这一具象的历史场景。一些新的萨特“辩证理性批判”的全部问题都在于：是否放弃对于宏观历史场景的研究和分析而仅仅着眼于微观？答案是否定的。西方经济学发展历程给予我们以更深刻的启迪：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开始时对立，现在正在相互成为补充的两极理论———宏观经济学需要探索自己的微观基础，而微观经济学需要捕捉宏观经济的外部环境。

第六，更注重个人的主体创造和选择。微观历史观给予个人在具体历史场景的创造上以更大程度的影响作用。阶级、政党在消亡，新的社会群体在崛起。“人民”成为拉克劳和墨菲在《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一书中命名绿色组织、同性恋群体、族群政治、网络组织等等的新词。研究的视域从宏观条件决定转向个人微观选择和创造，凸显个人的具体历史作用，研究具体的个人的行动方式和交往关系，研究这一切关系的合成体系和力的平行四边形，这是一个重大转变。

第七，空间的转向。历史的纵向规律性被所谓空间差异性所消解，离散多元的空间成为资本企图逃脱危机规律强制的避难所。对空间的资本化的批判，成为列斐伏尔、大卫·哈维、卡斯特尔等关注的焦点。从强调物质生产的“生产主义”向“消费社会”图景、从经济生产向文化生产、从实体生产向符号生产和虚拟生产、从线性决定向多元分散作用图景、从宏观决定的历史模式到微观决定模式、从外部的客体论转向各个个体主体论，从历史视域转向空间理论，这就是历史场景的深刻变化催生着当代理论的发生。

如何解释这些变化，如何解释马克思当年场景和当代场景的转变？资本本质的统一与资本形态的蝉变辩证统一是解答这一问题的支点。

资本的本性是最大限度地追求的剩余价值，实现利润的最大化，这是资本的一般本质。在“当年”和“当代”都是资本统治的时代，也就是说站在这一点上，马克思当年的社会本质和今天的社会本质是一样的。这是在资本抽象的意义上来讲的，但是作为具体存在的资本形态是不断发生变化的，资本与资本形态是一般与个别的关系，资本的一般本质正是通过不断演绎和变化的丰富的资本“个别”来展现和存在。

资本的一般本性推动着资本形态的更新。当资本内在的根本矛盾使经济危机周期性爆发，从而宣布某种传统的资本主导的经济形态无法持续在场，无法继续获得利润最大化时，传统资本就会把新的因素纳入资本，从而开辟了新的逐利空间和新的拓展领域，完成资本的新生命和新拓展，并继而获得新的生命力，与之相伴的是新一轮的利润最大化。从马克思当年面对的以工业资本为主导的全球化世界图景，经过了工业资本与银行资本结合而产生的金融资本占主导地位的经济阶段，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就被帝国主义时代所取代，进而全球历史场景也发生改变。如今，资本在其本性和历史发展的双重推动下，只是、文化等纷纷被纳入进去，资本形态在不断创新中“膨胀”，资本创新产生了虚拟资本、知识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消费资本等等。总之，资本为了追逐利润，正在将一切因素资本化，从而使社会生活、消费领域、文化领域、社会领域越来越大程度上成为带动资本创新的新空间和新领域的时候，我们愈意面对这一个彻底资本化的新的全球化时代。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形态就是这种资本新形态基础上建筑起来的大厦。

任平教授强调，“今日的历史唯物主义，不仅应当穿透新全球化时代的历史场景发生改变背后去深度把握资本一般本质和深层结构，更要分析资本的一般本质如何转化为今日的新全球化时代的历史场景。为此，我们在思维方式上不能仅从感性直观出发，将深描述新全球化时代的历史场景作为自己理论的根据，从而误入后马克思主义的窠臼；更不能坚守一般抽象本质，而不辩证地上升为理性具体，犯教条主义的错误。新的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应当坚持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倡导的辩证方法，重新将新全球化时代历史场景的‘完整的表象’升华为‘抽象的规定’，重新达到造就新历史场景的当代资本的本质规定性，重新研究当代资本。进而思维的行程再逆转过来，从抽象的规定上升到理性的具体，进而重新研究当代资本的深层本质采取何种主导形态，呈现何种样式的历史坐标和历史场景。问题的挑战性不在于坚持马克思对资本本质批判的历史观，也不在于深度描述新全球化历史场景，而在于如何将马克思对资本本质批判的历史观与新全球化时代的历史场景对接，成为一个达到新的关于资本本质还原的现象学（形态学）。”

探索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形态，既要把新全球化时代的“完整的表象”上升为“抽象的规定性”，通过对资本的丰富的当下具体形态上升到“资本的一般”，打通马克思主义历史与当代，是解答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立场和观点当下为

什么仍然没有过时，解答当代为什么仍需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以及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什么东西等等问题的根据。马克思关于资本一般本性和基本特征的批判理论是深层结构的历史理论。无论资本形态如何创新，资本逐利的一般本性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如果我们借口历史场景的变化而要抛弃本质性理论，则必然走向后马克思主义道路。另一方面也得把“资本的一般”下降到历史发展时空中的“资本的具体形态”，才能在当代的视野中理解和发展马克思的基本原则立场和观点，才能构建历史唯物主义的时代底板，才能与时俱进。

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形态就是站在资本一般本性的基础上，科学分析资本具体形态所展现出来的时代趋势与历史规律的时代面貌，偱新资本全球化的造就的历史图景引起的如上那七大变化，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形态一要坚持资本的一般本性和一般原则，同时分析如下资本具体形态的所承载的时代趋势及其关系：一是知识经济、文化因素与资本经济生产方式

决定的关系。在“原初”的资本主义经济生产方式，文化处在“经济-政治-文化”三层楼的末端，作为一个结果存在着，在如今的资本主义经济生产方式下，文化起着一种先导的作用，由末端/后台走到了前沿，如何认识这种结构下的文化与生产方式的关系问题；二是消费社会与生产社会的关系。西方后马克思主义者鲍德里亚用消费社会覆盖了生产社会，在消费社会的基础上建构了符号政治经济学的批判范式，我们该如何认识现代生产方式下消费和生产的关系，消费是生产的环节的传统认识如何因应这种新的时代变化等等；三是宏观整体社会结构与分散、多元、差异的微观社会的关系。由传统社会的界限分明的阶级对立越来越模糊，界限越来越不明确，与此同时，社会的差异化、多元化、分散化越来越明显，社会的宏观结构与微观社会的关系如何？四是符号化、虚拟化与实体化的生活世界的关系。网络社会、电子信息社会的快速发展，符号化、虚拟化成为社会发展的显性存在，虽符号早已存在，但符号化却是今天的现实，这与我们实体化的生活世界间的关系如果认识；五是空间转向与历史规律的关系等等，都是历史唯物主义在新的时代背景上要回答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回答同时也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在今天的发展和存在形态。

3.认识与分析：历史唯物主义出场之思

马克思一生的主旨是通过新世界观的革命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建立批判资本主义并在批判中指明人类未来的道路。他生活在资本主义建立、资本走向世界的阶段，资本以及资本全球化是塑造那个时代的杠杆力量，其自然是其新世界观形成和历史唯物主义建构的语境，也就是说，马克思理论必然深深打上资本和资本全球化的烙印，因此从马克思与资本全球化（旧全球化）的关系，以及新旧全球化的语境转换的视域中构建马克思主义在新语境中的出场形态，既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坚持又是发展，语境转换基础上的理论建构本身就是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原则和方法，无疑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一种重要的路径，也是一种科学的路径。这种路径优点非常明显：

一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整体发展。马克思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创新始终存在，主要特点有二，一是微观创新较多，宏观整体创新较少。大多是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某一块、某一点拿出来与现实相结合实现微观创新，比如把马克思的生态学思想、管理学思想、经济学思想等等和当下社会的生态问题/实践、管理问题/实践和经济问题/实践等相结合建立当代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经济理论和管理理论等等，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整体推进鲜有；二是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整体创新大多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新阐释，大多还停留在当年的马克思主义应该是什么样不应该是什么样等等，比如是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实践唯物主义还是实践哲学等等，实际上还是再回到当年马克思主义是什么的问题，基本上没有回答当年的马克思主义在今天应该是什么样的。而马克思主义出场学研究直接目标就是追求整体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当年的形态在当代应该是什么样子，应该发生哪些变化，是把马克思主义置身新的历史语境中理解、发展和完善。

二是实践和未来的指向非常明显。马克思一再告诫后人，他提供的只是一种方法，不是一种现成的一成不变的结论，他一再强调真正鲜活的是实践，理论要随着时间的发展而发展，反对任何封闭的体系和终极的结论等等。历史唯物主义的出场学研究立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初出场语境以及新的时代语境为基础探讨其出场形态，是新时代语境的抽象化和历史唯物主义具体化的辩证统一，是历史与时代的统一，是当年与当代的统一，是不断指向当下的实践的理论发展与建构。正像德里达所说的，马克思理论的本性是无情地的批判和无限地指向未来一样，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出场学范式非常而且直接地体现了其无限地指向未来的特点，彰显了其理论的开放性和活力。

三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出场学研究以开放姿态更易于整合时代发展的前沿理论或新时代因素（实际上前沿理论是新时代因素的理论表现）。比如后马克思主义者和前沿社会理论家们在敏锐地观察社会变化的同时纷纷进行了一些卓有成效和影响的理论建造，对二战后快速发展的资本主义世界从不同侧面加以概括，来描绘这一新时代图景，像信息化社会理论、数字化社会理论、大规模消费社会理论、后技术时代社会理论、后工业社会理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文化批判理论、消费社会理论等等，这些理论都是时代变化最敏锐的理论捕捉，能否把这些理论整合吸收进去，甚至直接标志着理论是否站在了时代的地平线上，而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出场学范式里这些都被批判地吸收了进去，成为出场语境的有机营养，成为理论创造的他山之石。

四是科学的范式不仅要能解答“旧”范式能够解答的问题，更要能解答反常事实，还有具有更强大的未来预见性。历史唯物主义出场学范式做到了这一点，它不就把原有研究范式批判地吸收进去，而且把后马克思主义、教条主义的缺陷有效避免，还吸收了它们的长处对于现代社会中的“消费决定生产”等反常事实给出有力的解释，以开放的姿态容纳未来的实践，具有鲜明的未来指向性。

二、“出场学范式”建构的深化

出场学范式的建构与马克思主义出场学研究（出场路径、机制、形态）是交互进行的，在马克思主义出场学研究的过程中，出场学范式的建构也走向深处，在任平教授2012年发表的《论马克思主义出场学的辩证视阈》（《马克思主义研究》，2012年第5期）和《场域：符号与历史的出场意义》（《天府新论》，2012年第3期）中对出场学的重要概念“场域”、“出场机制的宏观逻辑”等领域做了深入详细的阐明，进一步完善和深化了出场学范式。

场域是出场学的一个关键环节与核心概念，在《走向差异之途的马克思主义出场学视域》（《社会科学战线》，2011年第5期）一文中，任平教授从三个方面界定“场域”，一场域是思想背后的历史，是由实践造就的现实结构，它既是一种历史语境、历史路径的构境，更是出场主体对立场的选择；二场域是主体活动的地平线；三场域差异造就思想分型。对场域的主体内容和在思想形成中的地位作了深刻剖析。在随后的一篇文章《场域:符号与历史的出场意义》（《天府新论》，2012年第3期）中对场域的定义、分类、本质、步骤、研究对象的体系架构做了详细厘定。

就场域的定义而言，任教授认为场域其具有三个特点：场域的客观性，场域是历史造就的方位；场域的主观性，场域是价值观念与立场；出场学场域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主体与客体的融合，无论是理论实践场域还是历史实践场域，场域都是历史的构境。历史场域不是一种外在于人和人的活动的在场，而就是由出场者的行动造就的历史语境或历史场位。这是出场者参与创造的对象化的历史境遇；而“置身”，就是出场者的出场在变革历史、创造场位的过程中进场，创造并进入场位之中的行动。“场位”与“置身”的相互作用恰好就是构境历史的实践。马克思将社会生活看作是实践的，将人理解为“历史中行动的人”，从主体方面、从感性活动、从改变世界的实践方面去理解在场，历史场域因而就是人们世世代代实践的产物，也因此构成历史新的基础。

对历史场域构建的客体论立场和主体论立场都有片面性，在吸收二者基础上以交往实践的视域理解历史场域才更切近于历史的本真。对历史场域作客体论的解释，形成了物象存在论理解逻辑。这一解释强调“场位”对于出场者的先在性、客观性和决定性，但是忽略了实践对于“场位”的创造性，“位”对于“场”的主体构境作用，表现为一种单线的历史决定论逻辑。主体论视阈从改变世界的主体“置身性”角度、从“位”的主体创造和选择角度理解历史的本质。然而，这一历史观仅仅着眼于单一主体与客体相互作用的辩证法，忽略多元出场者的主体际关系，不了解多“位”出场者之间的关系，因而对历史语境的理解是片面的。超越单一主体性，哈贝马斯坚持历史规范结构是构成的而不是既成的这一思想，主体际历史观把历史场位的置身过程解释为多元主体之间的交往。然而，脱离了客体中介的主体际必然陷入相对主义甚至虚无主义的泥坑。交往实践的唯物主义超越客体论、主体论、交往关系论的在场视阈，这就真正触及出场者置身于历史语境和历史场域的本真意义。历史场域本质上是交往实践，即多元主体间为了改造共同客体而结成交往关系的物质活动（任平：《论马克思主义出场学的辩证视阈》，《马克思主义研究》，2012年第5期，71页）。

就场域的分类而言，任教授反对将出场学场域无限细分，无限细分所带来的后果与柏拉图的理念的无限细分的后果一样，将导致无穷倒退的困难。因而借鉴了马克思和阿尔都塞对实践的两种分类法，认为所有的场域都可以归于这两种场域之内：一是符号实践场域，也就是理论、思想的实践场域：二是历史实践场域，也就是真实的现实中的当下性的历史的正在生成的场域。亦可简称为“符号场域”与“历史场域”。

就场域的本质而言，第一，场域的本质在于建构性而不在现成在场。客体性的场域在于主体出场的空间性和置身性。这一空间性可有两个向度：一是属人性的居所，二是外在于人的由人的实践所造就的置身性空间。主体性的场域则需要考察人的价值投射。实践造就的空间本身对于人的作用就是意义，而意义的有用性就是价值，价值的体系就是文化。场域作为主体性在场就是立场的价值投射。第二，场域不仅是形塑的，而且是建构的。建构则是一种真实的生命律动的存在，是形塑、传播、解码的过程与意义的互动的结果，而不仅是符号化的过程。如果说形塑指向的是过去，那么，建构指向的是未来。实践的特质使人们参与正在生成的运动从而指向未来，过去的流传物中一定包括了客体化与对象化形塑过程，它们历史的传播过程与人们的解码过程才能为建构提供质料，这样才能指向未来。历史建构包括了人们活动的真实舞台的全部内容的结构，场域传播不如说包含历史传承和横向传播两个向度。第三，马克思主义对于场域的敏感性在于差异地出场、断裂地在场和批判地对待一切在场的形而上学。历史的场域不是一个单向度的存在，而是一个实践的生成，“交往实践不仅存在着规范向度，同时也存在着否定向度和辩证向度，三重地构建历史语境和历史场域。在这三重结构中展开的历史辩证法和空间的辩证法，随着否定向度转化为新的肯定向度，历史场位就显现为一种时代性间距和差异性，出场者就具有新的历史地平线；肯定—否定双重向度的空间分裂，马克思主义的出场，正是在这一系列历史和空间差异中实现的”（（任平：《论马克思主义出场学的辩证视阈》，《马克思主义研究》，2012年第5期，71-72页）。

就场域形成的步骤而言，出场学场域的步骤是一相互联系的动态过程，其步骤是一个三部曲的动态过程——形塑、传播、解码。三个步骤之间是互动的辩证的并综合起来构成历史建构模型。出场学场域研究步骤超越布尔迪厄社会学场域之处在于：社会学场域仅仅是隶属于出场学场域的第一个阶段，而对传播与解码没有进行深入地研究以及进行实质性地探索。也就是说，社会学场域在历史的建构方面缺乏论据陈述，而出场学场域则是有关历史的动态的辩证流转的总体过程，是关于历史的建构论证。

就场域的研究对象而言，符号实践的场域——文本、艺术及各种形式的符码，注重文学性，注重指称的形塑、传播与解码；历史实践的场域——历史、社会、现实中的各种形式的交往、关系，也是对意义的形塑、传播与解码的及其整个动态过程的研究；符号文本与历史哲学的交叉场域；研究对象的创新之处——坚持“一体两翼”的研究格局，将解释学的“文本”与历史哲学的“历史”都纳入到出场学场域的研究视野中。

在与解释学、社会学场域比较的基础上，对出场学场域本质、构成、研究对象等深度思考和本质厘定，揭示了出场学之所以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发展的新方式的奥秘，深化了该范式的建构和理解。

出场机制的宏观逻辑，就是要从单纯的马克思主义当代形态研究转回到整个出场机制研究，不仅要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形态，更要研究马克思主义当代形态何以如此？如何出场？是要建立一种构建马克思主义形态发展变化的方法论。出场学机制是出场语境、出场路径、出场形态的辩证统一，出场形态对于出场语境、出场路径有本然的依赖性。任何理论形态其实都是一种依赖于出场路径的出场形态，特定的出场语境和出场路径中形成的理论形态是具体的历史的不是一成不变的。我们不仅需要深刻地解读理论结构，更重要的是要深度考察在场理论赖以出场的历史语境和路径。文本意义、文本理论形态实际上只不过是出场形态，是受出场语境和出场路径决定的。历史语境和出场路径发生时代变迁，就应当产生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出场形态。

任何一种范式的形成都是原有范式无法解答社会发展和理论创新的“反常事实”，克服教科书范式“非历史”的缺陷，需要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产生的语境，即历史的出场语境出发系统的梳理，文本文献学研究范式只有深入到思想/文本发生的历史语境才能更科学地把握文本的“原初”意义，对话的范式离开了历史的底板、时代的基础和实践的尺度也就失去了真理的尺度，出场学范式是在克服这些范式短板的基础上形成的。

出场语境、路径都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资本形态的具体变化而不断变化的，那么建筑之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也必然是变化的发展的，因此，坚持出场语境、出场路径和出场形态统一的马克思主义出场学范式，客观上建立了一个动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机制，这即符合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断发展的本性，与教条主义划清了界限；也与缺乏理论构建机制的片段性的形态研究有效区分开来；更与抛弃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的西方后马克思主义划清了界限，与此同时又兼具了这种研究方式的优点：教条主义方式里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片段性形态研究的马克思主义当代形态和后马克思主义对时代性的敏锐把握。

出场学是个动态机制，以此机制研究马克思主义，即能有效地把生动的当代中国实践提升为理论，促进社会科学创新，创造中国话语、中国理论，这是中国理论走向世界影响世界的关键性中介。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中国特色”到“后中国特色”：

现代化的不同阶段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出场特色

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践相结合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注重实践向度的同时，还有文化向度，是实践向度和文化向度的有机统一。见温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化向度的基本原则》，“南京林业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当代向度》，“苏州科技学院学报”，2010年第4期），自成立之日起，中国共产党都非常重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以毛泽东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既注重实践、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又关注中国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关系，明确要求继承“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有益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优秀文化遗产，主动用中国文化术语与内在精神与马克思主义对接，并在此基础上建构了“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形成了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艾思奇、陈伯达、何干之、胡绳、郭沫若等学者也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的研究。在出场学看来，由于所处的时代语境不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然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随着现代化发展阶段的转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特色必然走向后中国特色。

1.现代化的不同阶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出场语境

借鉴先发国家现代化发展的国际经验和国际道路，根据中国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点和不同的阶段性发展特征，针对我国的现代化发展历程，任平教授提出了“被动输入型现代化”、“自主输入型现代化”和“辐射型现代化”的三阶段论（《走向中国本土的发展哲学建构》，《江海学刊》，2009年第1期、《跨世纪的现代化：从输入型到辐射型》，《哲学动态》，1996年第9期）。

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上百年时间里为第一阶段即被动输入型现代化，所谓被动输入型现代化指的是无法主动的选择现代化的道路，现代化道路、模式、步骤等等都受制于人。在这个时期，率先实现工业革命的西方列强依靠其坚船利炮打破了古老封闭的大清帝国的大门（实际上这是旧全化时代的资本入侵，暴力是资本入侵的饿手段），使之逐步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为了抵御侵略和应对旧全球化时代资本侵入的挑战，中国经历了物质科技层次的现代化（洋务运动兴办实业）、制度变迁层次的现代化（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观念文化的现代化（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整体模式的现代化（孙中山制定的建国大纲的实施），但是，这一时期的基本特点是“被动输入型现代化”。一切都要听命于西方，不能自主地决定输入什么、怎么输入，是被西方列强控制了源头的“外源型现代化”。

从1949年到2050年的上百年时间内，是自主输入型现代化。自主输入型现代化有两个关键点，一个是“输入型”，也即此时的现代化仍然主要是学习别人的模式、道路等，模仿和学习还是根本任务，借鉴和引进是根本途径，是“输入”的；另一个是“自主”，虽然与第一个阶段一样仍是“输入型”但本质上大大不同，由被动变成了主动，即我们根据自己的发展特点、发展目标、发展现状自主地选择现代化的道路和模式，是独立自主的。这一阶段，中国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可以自主地决定自己发展的命运，获得了真正的发展权。此外，中国主要依靠独立自主地发展自己的科技、经济、政治和文化，绝不照搬别国的现代化模式，更不依附于西方。但是，中国的现代化还需要大量地向西方发达国家学习，需要一个开放体系来加快提升自己的独立创新的发展能力。就工业、资本、科技主要力量来看，还是由西方国家牢牢掌控。中国仍然需要大量引进西方的资本、技术、知识、管理和优秀文化，需要熟悉世界经济和政治体系，需要参与其中并学会向外开拓，为自主创新积累资本、经验和技术。在这个阶段还是输入型为主的国家。

从2050到2150年的上百年时间属于“辐射型现代化”发展阶段。在“辐射型现代化”阶段，我们靠经济、技术、文化“走出去”，我们走出去是为了使我们的经济、技术、文化能够和平地为世界各国人民所用，造福于全世界。从自主输入型现代化到辐射型现代化转变需要一个过程，这就需要以观念创新带动理论创新，再带动制度创新和科技创新，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中国发明、中国设计，培育现代民族精神与先进文化，打造国家核心竞争力和核心价值观，增强软实力，为“走出去”而不断积累我们的科技、文化、教育、经济的实力。放眼世界，每一个国家完成现代化的阶段都形成了自身独特的优势和对其他国家强进的影响力，成为一个时期的极具吸引力的中心，辐射型现代化是现代化基本完成的结果和标志。

走向现代化是中国自1840年以来的社会主题（建国前是被动的迎接，建国后是主动的追求），也因此，现代化的历史场景就成了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和中国实践相结合的最显性的实践，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地平线，现代化阶段的转变也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阶段性标识转变的深层根据。

2.从“中国特色”到“后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出场意义

在1949年被动输入型现代化阶段，资本全球化造就的“西方-东方”全球分裂和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是“中国特色”中国化出场的历史语境；在这个时期，率先走进工业化、现代化的欧洲成为世界的中心，和很多落后的殖民地国家一样，丧失主权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也处在此时世界格局的边缘，成为“欧洲中心论”版的现代化政治模式、经济模式、社会模式和文化模式“辐射”的对象。抵御外来侵略，实现主权独立成为这个时期民族的根本任务，中国的这个客观实际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特色”根源，需要什么样的理论？理论如何演绎？是由中国社会的实际和革命需要决定的。

基于西方出场的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对中国革命的思想指导是“中国特色”中国化道路的精神条件。率先实现现代化的欧洲国家，同时也成为全球精神秩序的制造者，先进的思想，包括对资本全球化的彻底批判的马克思主义，都是在先进的工人解放运动主体实践中、对欧洲最先进也是最典型的资本结构做深度考察和批判基础上原初出场的。反之，中国成为世界积贫积弱、被边缘化、成为所有世界矛盾汇聚点和滥殇，既从属于西方霸权，又在边缘地区反抗统治、争取解放中存在着与中心国家截然不同的特殊问题和特殊矛盾，需要用特殊的理论去解答。凡是直接“以西为师”即用西方中心论模式解决中国问题的努力虽然有巨大的文化启蒙作用，但总是遭致失败。“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马列主义普遍真理，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中国反帝、反封建、反官僚主义的革命轰轰烈烈开展起来。但是，“以俄为师”的革命运动如果脱离中国国情，就依然屡遭挫折。究其原因，在革命指导思想方法上，就是因为只强调普遍性、共性而忘记了中国特殊国情、个性，从书本、理论出发而不从中国实际出发。毛泽东在把握马克思主义精髓的基础上提出了实事求是，反对本本主义等等，把指导思想的建构指向了指向了中国语境，中国特色，也正是在这种观念的指导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产生，这是一个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我国实际相结合的光辉典范，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理论。

基于“中国立场”和“中国视域”，聚焦“中国问题”之特殊矛盾和个性特征，成为“中国特色”中国化出场的主要路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是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人透视中国国情，解决中国问题的过程。是在“谁革命”、“革谁的命”的时代召唤中出场的，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等都是中国问题揭示，体现着看待中国问题、解决中国问题的中国立场和中国视域，立足这一立场和视域，在解决自己问题的过程中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构筑自己民族的科学的理论。把一般真理和具体实践、特殊矛盾相结合，这是毛泽东同志在外国本本与中国实践之间为什么选择后者作为认识出发点和检验真理的标准；在中国实践问题研究中，为什么一反哲学家特别醉心的一般普遍矛盾原理阐释而特别强调研究矛盾的种种特殊性，勾勒出一个以中国实践为场域的矛盾特殊性哲学形态。在这个阶段，总的说来是被西方牵着走的，这是有这个时期的世界格局和中国在格局中的位置以及革命的任务所决定的，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特色的根源之所在，从一个侧面说，此时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就是“中国特色”问题的理论抽象。

新中国成立后的中国现代化是民族解放，主权独立基础上的现代化。我们根据自己的发展实际、发展需要，自主地决定学习什么，发展什么和怎么发展。但是这个时期仍然是输入型现代化，一是因为虽然国家主权独立，但在世界格局中仍然处在发展的边缘，在新全球化的格局中，我们处在格局的边缘和地位，仍需要大力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和经验等等。“自主输入型”与“被动输入型”虽然都是属于“输入型现代化”阶段，但却有本质的区别。遍布全国的招商引资的开发区决不是昔日租界的再版；对外开放决不是丧权辱国；开放型经济、开放型城市、开放型国家决不是被殖民和侵略的再复活；虽然“夹着尾巴逃走，夹着皮包回来”的敌人虽在外形上是同一个人，但本质上已大不相同，前者是入侵是奴役是压迫我们是被动的，后者则是我们根据我们的需要，为了自己的需要借助别人的优势而已，去与留在很大程度上我们拥有主动权。主动对外学习和借鉴决不是被动输入、被支配灌输。从参与国际经济循环到积极影响世界经济、政治格局再到参与制定国际游戏规则，主权在我，引进什么、学习什么，如何引进、如何学习，如何对话、合作，都有充分自主的选择权、管理权和控制权。在这一阶段，中国快速发展，在参与世界的进程中也会不断的影响世界，我们处理自己和世界的问题坚持中国立场，中国价值和中国道路，成为解决世界问题的重要影响极，使我们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了世界的“普世”意义。

“后中国特色”与“中国特色”中国化相比，至少有以下四个差异（任平：《走向“后中国特色”的中国化：中国道路与中国价值的出场意义》，《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2年第3期）：第一，对中国问题的理解和解答目标不同。“中国特色”中国化锁定目标主要聚焦解答与世界各国不同的中国独特的革命、建设、改革与发展问题。“后中国特色”中国化则更进一步，要在解答中国问题过程中更加注重发现解答方式和解答经验中的世界意义和普遍价值，“中国知识的世界意义”将成为主要研究目标。因而，主要解决中国问题抑或辐射世界，就构成了两个截然不同的目标导向。第二，中国立场和中国化的视域不同。“中国特色”中国化虽然也有“世界眼光”，如当年毛泽东同志强调中国革命何以在世界新革命结构变化中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而不是“旧民主主义革命”。但是，这一研究视域主要着眼于新的世界结构如何造就了中国问题的特殊性，主要强调解答中国问题需要站在中国本土的立场上，为了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以独特的价值偏好与视域选择，构筑中国问题的地平线，来透射、观察和研究中国问题。“后中国特色”中国化则具有真正的世界眼光，着眼于中国人民根本利益与推动世界和平、开放、和谐、整体发展的一致性，构建普遍的问题视域。第三，中国化的研究范式不同。“中国特色”中国化旨在打开一个特殊矛盾体系，用本土实践出发的个性辩证法视域研究中国特有问题；而“后中国特色”中国化则以矛盾普遍性为纲领，研究中国问题的矛盾逻辑何以成为打开世界问题大门的枢纽。也许，当年马克思关于“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展现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这一著名论断所包含的“从后思索”方法论视域，并不完全适合用来阐释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但是，用解剖中国“麻雀”来了解世界所有麻雀的一般结构却是可能的。第四，中国话语的效应不同。“中国特色”中国化主要着眼于本土思想和话语的“大众化”，为中国人民服务；“后中国特色”中国化的话语则不仅考虑中国大众的受众需要，而且要强调世界大众的受众需要。充满中国思想智慧、中国版的“普世价值”将通过文化的世界传播路径到达受众，使世界人民受益。中国作为一个世界级的负责任的大国，在世界舞台上不仅扮演着影响全球经济的大国角色，而且将越来越多地被要求扮演影响人类命运的文化创造者的角色。世界应当迎来中国发出自己声音的时代。

从“中国特色”到“后中国特色”，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现代化不同阶段语境中的出场形态，是从世界影响中国到中国影响世界，世界走进中国到中国走进世界的转变，这一转变是由“被动输入型现代化”到“自主输入型现代化”现代化发展阶段变化了的出场语境中的理论还原。

3.认识与分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出场之思

立足现代化发展阶段转变基础上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出场学研究，具有这样几个鲜明的特点：

一是立足于全球化的大视野，在全球化的时代，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发展模式都离不开世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出场学立足于资本全球化，以及新旧全球化的转变来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和特点，无论是“中国特色”还是“后中国特色”都是在全球化的资本格局和资本的全球化格局中形成的，立足这一视野才能站在那个时代的高端审视中国化的图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出场学研究从全球化的语境入手，透视了在就全球化时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造就的世界资本统治格局来分析马克思主义的产生，马克思主义的引进，马克思主义的改造（与中国实际的结合）等等理论发展过程，站在那个时代的高度分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生产逻辑和中国特色。

二是立足于“现代化”的大视野，自文艺复兴以来，西方社会就开始进入了现代化的社会，现代化是世界最发达国家、文明程度最高的国家在几个世纪追求的中心，也正是现代化不断造就了西方的辉煌和文明成果的高地，实际上，马克思主义也是这一文明成果之一，也是（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结果，正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不断展现和暴露自身的优势和问题，才使马克思有可能科学的分析资本主义和资本的命运，才能形成批判资本主义的理论。中国要进入现代人类文明的大道就必然走向现代化的轨道，因此一百多年来，现代化的追索也是中国社会发展主题，站在现代化的历程上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历程就站在了时代发展的高度上。

三是立足于大实践，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站在整个世界变革和中国社会整体变革的大实践基础上来理解，才能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整体性，细节和个别方面的创新是非常重要的，没有细节和个别也就没有整体和系统，但不能因细节和个别方面的追索中掩盖或弱化整体性的创造和创新，整体的和系统的创新引领着个别和细节创新的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出场学研究站在了世界大实践即全球变革的舞台和中国大实践即中国社会整体变革的舞台上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和特色，这种视野既是世界的又是中国的更是时代前沿的。

四是有利于促进中国话语、中国理论的创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出场范式立足于现代化发展阶段的当下语境，并把现代化的生动实践整合吸收进去，有利于实现中国实践的话语、理论抽象，形成中国气派的中国话语、理论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走出去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