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一个民族“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那么，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就是要以教科书的形式，使得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从而满足中华民族对理论思维的需求。不过，理论思维都具有历史性，哲学也是一样，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这就是说，哲学教科书既要以哲学独有的学科思维（逻辑前提和意义逻辑）为依据，也应以时代语境为前提。换言之，传统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只有改革，才能够用理论思维的语言把握改革开放所展现出的新的时代精神。

一、时代精神与理论困难：传统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范式改革的开启

思想理论的传播和教育，古今中外广泛存在。在中国，存在较久和影响较大的有《论语》；在西方，影响深远的有《圣经》。然而，无论是中国的《论语》，还是西方的《圣经》，在当今中国的影响都是有限的，取而代之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但不容回避的是，自改革开放以来，传统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没能及时变革，以适应改革开放彰显出的新的时代精神。究其原因，是因为传统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遇到了自身存在的理论困难。

从终极原因看，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需要导致传统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诞生。中国近代史表明，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一个欣欣向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之所以有一个欣欣向荣的新中国，是源于中国共产党掌握了群众。毛泽东早在延安时期就向当时的抗日军政大学和延安哲学研究会推荐李达的《社会学大纲》就是为了掌握群众，因为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诞生的标志，有三种可能的观点：一、1935年作为北平大学法商学院教材印行、1937年由上海笔耕堂出版的李达教授的《社会学大纲》，标志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诞生；二、1957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艾思奇教授编写的《辩证唯物主义讲课提纲》，标志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诞生；三、1961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艾思奇署名的《辩证唯物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标志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诞生。第一种观点的依据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核心毛泽东的置评，在毛泽东看来，李达的《社会学大纲》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第二种观点的依据是，《辩证唯物主义讲课提纲》本身就是中共中央党校的教科书。第三种观点的依据是，艾思奇署名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是一本由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编写的全国高校和党校等都使用的哲学教科书。从广义的视角看，一切思想性书籍都具有教化功用，皆可成为教科书；从狭义的视角看，只有作为国民教育系列的教材方能称之为教科书。人们通常意义上所指称的教科书显然是狭义的教科书，也即是说，只有艾思奇署名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更准确地表征为第一本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在它之后，此类型意蕴上构建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通称为传统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此类意蕴包含四项要义：一是把唯物主义的基本概念之一的“物质”作为逻辑起点，构筑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论；二是以对立统一规律为核心，构建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原则的唯物辩证法；三是以追求真理的态度，确立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善、美”认识论和价值观；四是以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逻辑，解释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历史唯物论。

表征传统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方法、原则的视角很多，得出的结论也不尽相同，但有一个基本的理论前提是稳定的，那就是教科书内容与同时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普遍性水平”相一致，正是这一“普遍性水平”，使得传统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与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水平渐行渐远。那么，究竟是哪些元素导致传统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面临这种困境呢，这至少可以从三个方面诠释：第一，教科书语言的通俗化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语言的学术化之间的矛盾。所谓教科书语言的通俗化，就是指用大众熟知的语言形式阐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理。比如，艾思奇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的教科书，对世界观是如何形成的就是采用的形象化描述，他说，“人们生活在世界上，每时每刻都要跟周围世界的各种事物打交道，也就是要认识这些事物并且力求按照自己的需要来改变这些事物。在这样的过程中，人们对于这些事物就得到一定的了解，形成一定的看法”。如果从学术研究的视角表达世界观的形成，则是抽象性语言，比如孙正聿先生在专著《哲学通论》中采用的表述，“一种哲学观具有怎样的深层的合理性与广泛的解释力，就在于它在何种程度上把握到人的存在方式，以及在何种程度上把握到人与世界之间的关系”[vi]。第二，教科书使用的肯定性叙事方式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需要的论证性逻辑方式之间的矛盾。艾思奇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的教科书中的叙事方式即为肯定性思维，比如艾思奇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介绍，他说，“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为社会科学提供了惟一正确的理论和方法，使得社会历史的研究第一次有可能克服人们过去对于历史和政治所持的混乱和武断的见解，而成为真正的科学”。同样的内容和结论，如果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需要的论证性逻辑方式表述，就有所不同，比如吴晓明先生在《形而上学的没落》中的表达，“马克思‘历史科学’的基本立足点就是实践纲领，而这一纲领在存在论基础上的变革就是决定性地解决那个产生了关于‘实体’和‘自我意识’的‘一切高深莫测的创造物’的问题。只要这个问题得不到真正解决，那就是一切形而上学的东西（即一切高深莫测的创造物）的死灰复燃”。第三，教科书既要体现当下时代的普遍性理解水平与要反映最新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最高水平之间的矛盾。比如，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原则，甚至被学界誉为是具有本体论意蕴的概念，但在中国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中并没能表达出这一基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水平，只是在教科书中阐明了“实践是真理的标准”。

传统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与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水平渐行渐远，只是解释了改革传统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必要，或者说，指明了教科书撰写的原则，至于改革的本质，还应从哲学价值的高度进行探索，也即是说，要从时代精神语境的变化来寻求传统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改革的实质。归根结底意义上理解，时代精神语境的变化就是对与时俱进逻辑的呼唤，因为“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具体而言，时代精神语境的变化必然引起传统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改革的理由有两个方面：首先，要解决教科书迎合人民群众对绝对真理的现实性需求与学术创新对绝对真理的否定性崇拜之间的矛盾。学术创新最本质的精神就是对否定性的崇拜，哲学学科的创新更是如此。但教科书却不完全相同，从一定意义上看，教科书要回答的是信仰问题，即教科书承担着价值导向的作用。如果教科书对问题的阐述采用学术创新的态度，人们就可能在信仰问题上产生困惑和迷茫，比如在改革开放初期有人提出的“马克思主义过时论”的理论依据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是19世纪的时代精神的精华，与150年后的“中国特色”相比已经过时。为此，俞吾金先生用学术研究的话语，在2000年的《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中发表《马克思仍然是我们的同时代人》的文章，阐述教科书必须承担的迎合人民群众对绝对真理的现实性需求功用。不可否认，传统教科书在这方面发挥了许多重要作用，比如，用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否定了封建迷信、用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激发了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热情，等等。其次，要解决教科书因相对稳定而导致理论发展滞后与现实生活世界的时代精神变化较快之间的矛盾。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创立，短短90年时间，中国经历了许多重要时期，具有标志性的就有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改革开放时期。历史和实践都表明，一个伟大的时代总是要产生深刻的思想，仅就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而言就出现了巨大的繁荣和发展，不仅有哲学观点和形态的创新，也有多种形式的研究范式的创新。问题是，到目前来看，教科书的创新既与时代精神的变化有所距离，也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领域有所差距。可以理解的是，人们害怕教科书变化可能带来社会混乱、甚或动荡，但更为急迫的是，不进行教科书改革，教科书的生命力就无法保障，进而伤害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和作为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公信力。

 二、逻辑与差异：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范式的多样化

传统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改革，又可以称之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建设。值得注意的是，到目前为止，教科书的改革依然举步维艰，用陈先达先生的观点看，这是因为编写教科书有四大难点，即达到准确性很难、达到共识很难、有篇幅限制、语言功夫要求高^⑪。正因为此，更有必要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建设的40年进行总结，以便在深度探索中发现教科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本性、原则、功能、精神等所做出的基本理解，以发现进一步创新教科书的可行性路径。从教科书构筑的逻辑前提的差异看，当代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范式有四种类型。

从“物质本体论”出发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范式。学界通常认为，传统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是指以物质为逻辑基点、以物质本体论为论域的编撰范式。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认为，从物质本体论出发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范式，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主要范式呢？这主要是从量变的视角而言，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哲学教研室所编的教材《辩证唯物主义原理》（哲学专业试用教材），到肖前等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原理》（第1版、第2版）、《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第1版、第2版），赵光武等主编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以及李秀林等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第1版、第2版、第3版），从本质上看，都没能突破艾思奇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的传统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范式。肖前在《辩证唯物主义原理》（第2版，编者的话）中对此作了概括，“为了适应教学之急需，在这些问题的表述上，只好采取我们认为比较稳妥的、多数人可以接受的观点”。值得注意的是，从李秀林等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第4版）起，该范式的教科书有两大变化：第一，突出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体系的基础、核心；第二，试图打破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两大板块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解释体系，力争阐明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以实践为本质特征的辩证的历史的唯物主义。但从逻辑前提的视角看，李秀林等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第4版）依然是从物质本体论出发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范式，比如，它第一章还是从“物质与世界”展开论证，最后的结论继续是从属于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社会进步与人的发展”。与此类状况相一致，由陈先达主编、作为全国普通高等院校推荐教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第1版、第2版》，由陶德麟等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2010年版），袁贵仁等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2009年版）等等，都秉承从物质本体论出发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范式。

从核心范畴“实践”出发的“实践唯物主义”范式。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的学者在反思传统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时，有一种声音强调文本的意义，即主张到经典作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寻找构建教科书体系的灵魂。或许是源于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表述——“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有学者强调把“实践”范畴提高到“本体论”的高度来认识，在这些学者看来，传统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范式，采用传统哲学中的物质精神（即心物）两极对立的叙事方式，没能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哲学史上的革命性意义，只有把“实践”范畴提高到本体论高度的实践唯物主义叙事方式，才能体现马克思哲学对传统哲学的超越^⑫。比如，杨耕在《北京社会科学》（1998年第1期）发表的《“实践唯物主义”的由来及其与“辩证唯物主义”的关系》中提出，“实践唯物主义不仅是一种实践观，更重要的是一种世界观”。需要说明的是，即使是坚定支持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实践唯物主义”的学者，对实践唯物主义的建构逻辑的理解也不尽相同，比如，陆建杰在《学术研究》（2010年第12期）发表的《为“实践唯物主义”再辩护》中提出，“什么‘实践本体论’、什么‘实践人道主义’、什么‘实践生存论’，均被删除‘实践唯物主义’的唯物主义’后缀，离开了马克思哲学的基本立场，不能看作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正确概括”。这就是说，陆建杰虽然是坚定的实践唯物主义范式的维护者，但不同意把实践置于本体的高度。基于以上的这些原因，我们认为，仅辛敬良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导论——实践的唯物主义》教科书最为接近“实践唯物主义”范式，因为辛敬良教科书的四编内容均以实践作为逻辑前提，它的第一编是“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第二编是“以实践为中介的自然过程”，第三编是“以实践为本质的社会历史过程”，第四编是“以实践为基础的意识和认识过程”。

从“主客统一”的认识论出发的“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范式。人类把握世界的方式有多种，从某种意义上理解，这种把握方式又可称之为思维方式，其中就包含哲学思维方式。在高清海先生看来，哲学理论最重大、最根本的变化，不是“世界观”的变革，而是哲学思维方式的变革，因为“不同的世界观表现的主要是人们对待世界的态度、看待世界的方式、理解世界的观点的不同，这在实质上就是对待世界和事物的哲学思维方式”^⑬。马克思主义哲学能够作为中国社会的意识形态，从哲学史的视角理解，必定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超越了在它之前存在的哲学思维方式，这种超越高清海先生称之为马克思实现了思维方式从传统向现代的哲学转变，即当今中国马哲界称之为的马克思的哲学革命。之所以是转变和革命，是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确立了实践观点，为人类认识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思维方式，并由此实现了哲学理论的革命性的转变……这就是自觉地运用科学的思维方式去观察和处理各种问题的时代”^⑭。如何反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质——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如何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一实质中国化、大众化，高清海先生极力主张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的改革，走哲学创新之路，改革的前提就是否定传统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模式，因为传统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用以批判旧哲学的那个思维方式，恰恰就是传统哲学用以建立他们世界观理论的哲学模式，高清海先生称之为从两极对立出发追求单一绝对本性的思维方式即“本体论化”模式^⑮。高清海先生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以“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为背景，以破解“本体论化”模式反映的“主客体二分法”的思维方式，从主客体统一的认识论逻辑出发，构筑了全新意义上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之所以说高清海主编的教科书体系是全新的，在于该教科书的逻辑结构已摆脱了传统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的左右，从第一篇的“意识与存在的关系——认识的基本矛盾”、第二篇的“客体——世界的统一性和多样性”、第三篇的“主体——人作为主体的规定性及其主体能力的根据和发展”，第四篇“主体与客体的统一”，基本找不到传统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影子。目前为止，“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的教科书范式，迄今只有高清海先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

从“思想主题”的内涵出发的“历史唯物主义”范式。许多以《历史唯物主义教程》（如辛敬良1985年版）、《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如赵光武1982年版）等命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虽然以“历史唯物主义”命名，但并不是我们这里所指代的“历史唯物主义”范式，因为这些教材的体系并没有改变“物质本体论”的逻辑，从根本上看，依然是从物质本体论出发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范式。本文所指代的“历史唯物主义”范式，就是指把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一种哲学，而且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代名词，比如孙正聿先生、邹诗鹏先生等都认为如此。在邹诗鹏先生看来，“从马克思哲学的存在论性质看，应当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标示为唯物史观或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在存在论问题上最根本的突破及其贡献，就是把传统的哲学基本问题即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转换或提升为社会存在与意识的关系问题，并把社会存在决定意识确定为对哲学基本问题第一个方面的解答——这正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第一条原理”^⑯。但也有许多学者反对历史唯物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代名词，比如，沈湘平先生、陆建杰先生等。在沈湘平先生看来，“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原初语境中，唯物史观不是一种哲学，而是一种历史观、一门实证科学；马克思学说有自己的哲学‘但它既不是历史唯物主义，也不是辩证唯物主义’；‘唯一的’历史科学使得唯物史观成为可能，但它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哲学”^⑰。尽管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声音很强烈，但作为“历史唯物主义”范式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严格意义上并没有出现，勉强有所接近的也就算赵家祥1999年版的《历史唯物主义》，因为该版的逻辑起点是“人”（第一编是“人·自然·社会”），结论还是“人”（第六编是“人的本质和人类解放”），实现了以“人的观念”逻辑对“物质本体论”逻辑的取代。

有学者认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范式还有“实践人本主义”范式、“实践人道主义”范式等，但我们并不认可，因为论述或论证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实践人本主义、实践人道主义的论文、著作的确存在，但以实践人本主义、实践人道主义作为解释原则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并没有形成。

三、评价与批判：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范式演变的方向

哲学家论证逻辑的不同，导致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百花齐放。从逻辑与历史的意义看，这一百花齐放具有的思想史意蕴和现实意义是巨大的；从教科书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需要看，则有着不利于人们对教科书进行选择的困难。而后者，即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又是教科书存在的意义，因此，应该试图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进行评价与批判，以便能更好地发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可能存在的问题，从而有效地引导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演变。

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进行评价的前提和最大的理论困难在于评价标准的确立，在我们看来，影响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演变方向的评价标准，至少有四个方面。第一，是否与改革开放的时代进程相适应。按照唯物史观的观点，任何社会状态都处于发展之中，因此，作为思想中的时代的哲学也要处于不断的变革之中。从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来看，虽然中国社会长期都处在变革之中，但当今时代与其它时期相比，差异十分巨大，许多领域之中的新情况、新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的文献中都没有论及，而这些新情况、新问题，人们又必须回答，比如人们熟知的“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关系问题等。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而言，回答“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关系是它的基本责任，因为人们要用教科书的理论武装自己的头脑。第二，是否体现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术成果。改革开放以来，在学术研究领域出现的不仅仅是“百花齐放”，还有“百家争鸣”，而且争鸣不仅仅反映在其它学科，也体现在作为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之中。前文提及的对教科书体系的理解，有许多学者以“实践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实践人本主义”来替代“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虽然这些成果的理论价值和历史贡献，还有待检验，但毋庸置疑，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取得了许多重要的学术成果。作为体现“时代精神”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理应反映这些以“时代精神”的名义面世的研究成果。第三，是否反映当今中国整个哲学界的学术成果。马克思主义哲学虽然是中国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但它既不是凌驾于其它思想形态之上的思想霸主，也不是封闭的自我发展体系，相反，它是一个开放的体系。众所周知，中国整个哲学界的学术成果，尤其是研究中国传统哲学的学术成果，根植于深深地烙印在了中国人民思想深处的思维方式和思想形态，对教科书的意义不容忽视。换言之，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科书，一定要体现中国思想界的学术成果，教科书只有体现了反映在中国哲学界学术成果中的这些思想，才能更好地展现中国人民熟知的思维方式。第四，是否接轨世界哲学的研究成果。亨廷顿认为世界有八种文明，即中华文明、西方文明、印度教文明、伊斯兰教文明、日本文明和东正教文明等六种现代文明，以及拉丁美洲文明和非洲文明两种可能的候选文明。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地理环境论观点看，这种按地域产生的文明永远都有存在的意义，但我们不能忽视的是，“全球化”伴随着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已经越来越不是意识，而是现实。也即是说，一定会产生一种具有全球共识的“包容性文明”，在我们看来，当今世界交往的许多共识就从属于“包容性文明”。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能否体现这种“包容性文明”，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否实现时代化的体现。

基于以上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评价标准的四个判断，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存在的主要问题也分为四个方面。第一，误把“现象”作为“现实”：教科书不能真实展现时代精神。“凡是合乎理性的东西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东西都是合乎理性的”，“现象”是理性的（或现实的）东西显现出来的无限丰富的形式、形态，存在有“时间性的瞬即消失的假象”^⑱。在改革开放的中国社会，许多现象有待于人们利用哲学的思维方式展开理性的论证，比如，如何界定“资本运作”与“传销”的界限及不同，如何区分“宗教信仰自由”与“取缔法轮功”的本质所在。比起广播、电视、报纸等的反应，目前的教科书对这些争论性的敏感性问题要么回避，要么缺乏有说服力的论证。第二，讲坛哲学与论坛哲学分离：教科书远离现实生活世界。随着科学技术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重要性的日益增加，文化阶层成为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中坚力量，但不论文化阶层的人们是否信奉马克思主义，文化阶层的成员都或多或少受过一定程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影响。从目前的学校教学（即讲坛哲学）看，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讲授，几乎是围绕教科书的课件进行，而从教科书的规划、设计、写作、修改、出版，再到学校的课堂，要经过相当长的时间，讲坛哲学的许多思想已经不能涉及变化较快的中国社会——现实生活世界。因此，讲坛哲学应当体现论坛哲学的论证思维，即密切联系实际，展开充分的逻辑论证。第三，神话中国传统哲学：教科书独立于中国思想界之外。人类虽然进入了21世纪，中国社会的狭隘的民族主义依然有一定的市场，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从它创立之初，就是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的。从文化的意蕴看，中国目前的狭隘民族主义表现为对传统中国文化的神话。值得反思的是，现在有许多人、甚至一些大学把已经被历史否定的“儒家文化”视为“国学”。从目前来看，中国社会的国学只能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也即是说，教科书不反映中国传统哲学是不正确的，但现在的一些教科书盲目（无原则）增添中国哲学的内容也是不可取的。第四，膜拜西方哲学：教科书不能体现世界哲学前沿。如果说改革开放初期，哲学界要赶快补课——翻译大量的外国哲学著作，人们必须读黑格尔、海德格尔、胡塞尔的作品，但改革开放三十年后的今天，中国社会（包括中国哲学界）的许多人依然把黑格尔、海德格尔、胡塞尔等作为西方哲学的代表、甚至全部，这是对西方文化简单膜拜的后果。最大的危害就是，混淆“时代精神”，即这些资本主义制度维护者的思想家的思想，体现的只是“金融资本时代”的时代精神。当然，马克思是不同的，他可以视为我们的同时代人，因为马克思和我们一样，反对资本主义制度。

发现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存在的问题，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改进的方向就显得十分清晰。首先，要以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作为教科书导向。从现实功用的角度看，没有任何一种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育，比教科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及更加可能。换言之，只有保持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导向，才能保持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旺盛生命力。其次，要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真实哲学意蕴作为教科书原则。无论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书写，还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研究中，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就是“非法引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著作的问题。所谓“非法引用”，就是指断章取义的理解马克思的语言。比如，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一段关于“共产主义社会”的描述——“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⑲，许多人经常引用，并以此说明共产主义的荒谬。在我们看来，这就是“非法引用”，因为马克思的上述语言只是佐证“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定的活动范围，每个人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⑳。所以，教科书只有能够体现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真实哲学意蕴，才能更好地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第四，要以“宏大叙事”的理论气魄作为教科书的精神支柱。伽达默尔说，“20世纪最隐蔽而又最有力的基础是它对任何独断论，包括科学独断论所持的怀疑主义”²¹。许多学者因此判断，传统形而上学就是独断论、就是“宏大叙事”。我们认为，不能简单地把宏大叙事与传统形而上学等同在一起，传统形而上学只是夸大了“绝对真理”的意蕴，否定传统形而上学并不能因此否定绝对真理，即宏大叙事的理论追求。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如果不承认绝对真理的意义，就失去了大众化的必要，即丧失了作为教科书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