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的部门哲学(于桂凤)

发布时间: 2013-12-15    文章作者:     浏览次数: 594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新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在关注、反思和解答各种重大现实问题的过程中,形成了人学、经济哲学、文化哲学、社会哲学、政治哲学、价值哲学等诸多部门哲学。这些部门哲学对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繁荣产生了重要影响,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断发展的重要生长点,也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综合创新的一个重要范式。全面梳理部门哲学的兴起与发展,深入分析其基本特征,客观评价其学术价值与理论不足,准确把握其未来走向,对于深层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繁荣与发展具有重大理论意义。

一、部门哲学的兴起与发展

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创新的一个重要范式,部门哲学在中国的兴起,从根本上说,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回应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需要的客观要求,又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超越传统哲学教科书体系而向生活实践回归的必然结果。

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根本动力,也是中国部门哲学兴起的现实基础。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改革开放及其深入发展,使中国社会生活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提出了许多艰深而又需要迫切予以解答的新问题。这些新问题是中国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无法回避的,并且直接关系到中国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成败。对现代化问题的反思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面对的重大现实课题,既包括人与社会的发展问题,又涵盖文化与价值问题;既涉及政治活动中的民主与法治问题,又关联着经济发展中的公平与效率问题;既离开不科学、技术与教育问题,又不能忽视环境与生态问题,等等。由此,人的问题、发展问题、文化问题、价值问题、政治问题、经济问题、生态问题等相互交织构成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问题谱系。如何深入社会生活,对这些问题进行精准而又深刻的哲学阐释,成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无法回避的理论任务。

但是,在传统哲学教科书体系一统天下的理论格局中,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等问题,虽然一直贯穿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但却是以社会生活的“整体”形式被宏观地把握的。另有一些问题,如人、价值、生态问题,并没有进入传统哲学教科书的研究视野。这一传统哲学教科书体系,根本无力回应中国社会发展提出的客观要求,很难解释社会生活诸领域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导致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现实生活中遭到了冷遇。学者们认识到,要改变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种境况,就必须变革传统的哲学教科书体系。部门哲学就是在反思、变革哲学教科书体系过程中兴起的。在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上重建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哲学改革的主要目标。从实际的建构结果来看,“由于重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所面对的最重要的‘问题’是‘理论资源’贮备不足、‘理论困境’捕捉不准、‘理论思路’深度不够”,由于人们在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实质、如何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建构一个什么样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等方面难以达成共识,重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的各种努力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但在这个过程中,学者们发现,“要解决哲学体系陈旧与时代发展新要求之间的矛盾,关键还是要从问题入手”,由此,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问题意识”开始凸显,中国在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出现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等诸多现实问题,也因此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界关注的重点。正是在对这些现实问题的哲学阐释中,部门哲学应运而生并蓬勃发展。

部门哲学的发展大体可以概括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中期,随着政治、经济、文化、价值等诸多现实问题正式进入我国哲学讨论的视野,哲学界在探讨哲学应用中提出了创立应用哲学的问题,在应用哲学的分支或狭义应用哲学的名义下,人学、经济哲学、发展哲学、文化哲学、社会哲学、价值哲学、管理哲学、军事哲学、领导哲学、教育哲学、法哲学等部门哲学开始兴起。其中,在人学领域,学术界围绕人学的性质、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马克思主义人学、古今中西人学思想及其比较研究、人的现代化、人的本质、人的价值、人的主体性等问题,展开了较为深入的讨论,并在这个基础上开始探索人学体系的建构;在经济哲学领域,经济哲学的研究性质、对象、方法、基本问题与意义、市场经济与经济哲学、毛泽东经济哲学思想等成为学者们探讨的主要内容,学者们形成了应该建立经济学与哲学的联盟的共识,并为实现这种结合进行了初步的探索与尝试;在文化哲学领域,文化哲学的定位、本质、基本问题、文化哲学的建构、人文精神及其重建等问题成为学者们关注的重点;在政治哲学领域,主要集中于西方政治哲学流派及代表人物的政治哲学思想的研究,同时也有关于中国传统尤其是儒道两家政治哲学思想的研究,对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研究相对较少;在社会哲学领域,主要探讨了社会哲学的对象、体系、方法和任务等问题。为了进一步推进社会哲学研究,中国社科院哲学所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室提出了推进社会哲学研究的初步设想与计划。初步设想是社会哲学研究大致分两步走:第一步,展开对社会存在、社会认识的系统的、综合的方法论研究;第二步,解决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基础问题。初步计划是开展系列的专题研究,并拟出版一套“社会哲学丛书”;在发展哲学领域,主要围绕发展哲学的研究对象、目标与方法、社会发展及发展观、发展哲学与现代化等问题展开了讨论;在价值哲学领域,学者们讨论的核心是价值的本质、价值与真理的关系等问题。从这些领域的研究主题、研究成果等来看,这一时期,由于各形态的部门哲学研究刚刚起步,所以不可避免地存在研究深度不够、理论成果精品不多、学科性质不明等诸多局限。

第二阶段,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到本世纪初,部门哲学研究日趋走向繁荣,有的甚至已成为哲学研究中的“热点”和“重点”,如人学、文化哲学、政治哲学、价值哲学。从整体上看,这一时期,部门哲学研究重心呈现出由体系建构转向个案研究、专题研究的倾向,如政治哲学领域中对公共性、正义、市民社会等问题的研究(以郭湛、姚大志、王新生等的相关研究成果为代表);经济哲学领域中对货币、资本问题的研究(以张雄、鲁品越主编的《中国经济哲学评论:2004货币哲学专辑》、《中国经济哲学评论:2006资本哲学专辑》为代表);社会哲学领域中的社会转型问题研究(以陈宴清主编的“社会哲学研究丛书”为代表)、社会认识论研究(以欧阳康任总编的“当代人文社会科学哲学丛书”为代表);文化哲学领域中的日常生活哲学研究(以衣俊卿主编的“日常生活批判丛书”为代表);价值哲学领域中的“实践价值”与“人生价值”研究(以李德顺主编的“实践价值丛书”、“人生价值丛书”为代表)、评价论研究(以冯平、马俊峰、陈新汉等的相关著作为代表);人学领域中的人学观念史、思想史研究(以黄楠森任编委会主任的“人学理论与历史丛书”为代表)。

第三阶段,从本世纪初至现在,部门哲学研究进一步繁荣发展,继续向纵深推进。这一时期的一个显著特征是,一些学者清醒地意识到,当代中国社会所面临的问题不同于西方的问题,比其要复杂得多,如果完全不顾这种差异性与复杂性,把西方哲学的研究视域直接“移植”到中国部门哲学的研究中,既不利于中国现实问题的解决,又不利于中国部门哲学的发展。因此,自觉立足于“中国问题”和“中国道路”,试图探索并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成为当下部门哲学的重大理论目标。如以陈晏清、王南湜等为代表的南开大学政治哲学研究团队,通过对近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发展趋向、特征、存在的问题等方面的考察,认为“从理想性到现实性”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建构之路;李鹏程立足于当前我国社会的文化思想态势,认为文化哲学研究者的学术任务之一是对文化哲学形上建构的进一步探索,邹广文则通过对文化哲学的历史背景考察,提出了当代文化哲学的建构原则,即时代与超越原则、开放与宽容原则、整体性人文关怀、倡导中性智慧。与之相应,这一时期各部门哲学对“中国问题”与“中国道路”给予了更多的关注,如价值哲学领域,李德顺、马俊峰等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价值观等问题的探讨,欧阳康对中国道路及其价值意义的反思,宋惠昌等对中国价值观现状及演变趋势的分析,孙伟平、王伦光等对和谐社会的价值差异与价值追求的研究,张思宁等对转型中国的价值冲突与秩序重建的研究;文化哲学领域,霍桂桓、洪晓楠等对文化软实力的反思,陈先达、衣俊卿、邹广文等对当代中国文化建设与文化自觉等问题的研究,邴正等对当代中国文化矛盾的深入分析;政治哲学领域,阎孟伟等对当代中国政治文明建设问题的深入研究,吴忠民等对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期公平正义问题的反思,王凤才等对当代中国政治道路历史性转向问题的探讨;经济哲学领域,余源培等对当代中国财富观问题的研究;等等。

经过20多年的发展,部门哲学已经成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关注现实、走向实践的重要方式。其中,人学、政治哲学、经济哲学、文化哲学、发展哲学、价值哲学的发展比较快,影响也比较大,不仅形成了稳定的研究队伍,产生了大量的研究成果,而且有的甚至已成为当下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前沿”、“主流”或“显学”。除上面提到的一些“丛书”之外,这几个领域的其他代表性著作(不包括译著)主要有:

在人学方面,王锐生等的《论马克思关于人的学说》(1984年出版),黄楠森等的《人学词典》(1990年出版)、《人学的足迹》(1999年出版)、人学的科学之路2011年出版),郭湛的《人活动的效率》(1990年出版)、《主体性哲学——人的存在及其意义(修订版)》(2011年出版),韩庆祥的《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发微》(1992年出版)、《马克思人学思想研究》(1996年出版)、《人学——人的问题的当代阐释》(2001年出版)、《马克思的人学理论》(2011年出版),袁贵仁的《人的哲学》(1988年出版)、《马克思的人学思想》(1996年出版)、《对人的哲学理解》(2008年出版),胡海波等的《哲学与人性的观念》(1996年出版)、林剑的《人的自由的哲学思索》(1996年出版),夏甄陶的《人是什么》(2000年出版)、《人:关系 活动 发展》(2011年出版),高清海的《人就是“人”》(2001年出版)、《人的“类生命”与“类哲学”——走向未来的当代哲学精神》(2005年出版),黄克剑的《人韵——一种对马克思的读解》,李大兴的《超越——从思辨人学到实证人学》(2006年出版),沈亚生等的《人学思潮前沿问题探究》(2010年出版),路日亮主编的《以人为本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2011出版),张奎良的《实践人学与以人为本》(2011年出版),陆剑杰的《社会主义与人》(2011年出版)、张一兵的《人的解放》(2011年出版),邹广文的《全球化进程中的人(2011年出版,张健的《论人的精神世界2011年出版),李文成的《人的价值》(2011年出版),欧顺军的《人学概论》(2011年出版),谭培文的《马克思主义人学中国化研究》(2011年出版),陈曙光的《马克思人学革命研究》(2011年出版)、《直面生活本身:马克思人学存在论革命研究》(2012年出版)。

在价值哲学方面,李连科的《世界的意义——价值论》(1985年出版)、《哲学价值论》(1991年出版)、《价值哲学引论》(1999年出版),王克千的《价值之探求——现代西方哲学文化价值观》(1989年出版)、《价值是什么——价值哲学引论》(1992年出版)、李德顺的《价值论——一种主体性的研究》(1987年出版)、《价值新论》(1993年出版)及其主编的《价值学大词典》(1995年出版),王玉樑的《价值哲学》(1989年出版)、《价值哲学新探》(1993年出版)、《21世纪价值哲学:从自发到自觉》(2006年出版),马志政的《哲学价值论纲》(1991年出版),赵馥洁的《中国传统哲学价值论》(1991年出版),袁贵仁的《价值学引论》(1991年出版),江畅的《当代西方价值理论研究》(1992年出版)、《现代西方价值哲学》(2003年出版),江畅、戴茂堂的《西方价值观念与当代中国》(1997年出版)、《传统价值观念与当代中国》(2001年出版),门忠民的《价值学概论》(1993年出版),马俊峰的《评价活动论》(1994年出版)、《价值论的视野》(2010年出版),陈新汉的《评价论导论》(1995年出版)、《社会评价论》(1997年出版)、《民众评价论》(2004年出版)、《权威评价论》(2006年出版),汪信砚的《科学价值论》(1995年出版),冯平的《评价论》(1997年出版)及其主编的《现代西方价值哲学经典》(2009年出版),张理海的《社会评价论》(1999年出版),何萍的《生存与评价》(1998年出版),兰久富的《社会转型时期的价值观念》(1999年出版)、《全球化过程中的价值多样性》(2010年出版)、《存在与价值》(2011年出版),孙伟平的《事实与价值》(2000年出版)、《价值论转向——现代哲学的困境与出路》(2008年出版)、《价值哲学方法论》(2008年出版)、《价值差异与社会和谐——全球化与东亚价值观》(2008年出版),叶汝贤的《中国改革的价值选择》(2001年出版),刘永富的《价值哲学的新视野》(2002年出版),邬琨、李建群的《价值哲学问题研究》(2002年出版),王晓升的《价值的冲突——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2003年出版),阮青的《价值哲学》(2004年出版),宋惠昌的《人的发现与发展——近代中国价值观的嬗变》(2008年出版),王伦光的《和谐社会的价值追求研究》(2011年出版),岳德常的《价值体系进化论》(2011年出版),张思宁的《转型中国之价值冲突与秩序重建》(2011年出版),宣兆凯等的《中国社会价值观现状及演变趋势》(2011年出版)。

在文化哲学方面,许苏民的《文化哲学》(1990年出版),何萍的《人类认识结构与文化》(1991年出版)、《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文化哲学》(2002年出版)、《文化哲学:认识与评价》(2010年出版),邹广文的《文化哲学的当代阐释》(1994年出版)、《人类文化的流变与整合》(1998年出版)、《当代文化哲学》(2007年出版),陈筠泉、刘奔主编的《哲学与文化》(1996年出版)、李鹏程的《当代文化哲学沉思》(1994年出版),李小娟主编的《文化的反思与重建——跨世纪的文化哲学思考》(2000年出版)、《批判与反思——文化哲学研究十年》(2011年出版),衣俊卿的《文化哲学》(2002年出版)、《现代化与文化阻滞力》(2005年出版)、《现代性焦虑与文化批判》(2007年出版),霍桂桓的《文化哲学论稿》(2007年出版)、《文化哲学论要》(2011年出版),邴正的《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2007年出版),陈云胜的《文化哲学的当代发展》(2007年出版),陈树林的《文化哲学的当代视野》(2010年出版),朱大可主编的《文化批评——文化哲学的理论与实践》(2011年出版),司马云杰的文化价值论关于文化建构价值意识的学说》、《价值实现论:关于人的文化主体性及其价值实现的研究》、《文化悖论:关于文化价值悖谬及其超越的理论研究》。

在社会哲学和发展哲学方面,徐伟新的《社会动力论》(1988年出版),陈晏清的《当代中国社会哲学》(1990年出版),吴元梁的《社会系统论》(1993年出版),王锐生等的《社会哲学导论》(1994年出版),贾高建的《当代社会形态问题导论》(1994年出版)、《社会发展理论与社会发展战略——建构一种逻辑体系的研究》(2005年出版),丰子义的《现代化的理论基础——马克思现代社会发展理论研究》(1995年出版)、《现代化进程的矛盾与探求》(1999年出版)、《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的历史考察和当代意义》(2002年出版)、《发展的反思与探索——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当代阐释》(2006年出版)、《发展的呼唤与回应:哲学视野中的社会发展》(2009年出版),吴晓明等的《马克思主义社会思想史》(1996年出版),陶德麟的《社会稳定论》(1999年出版),高清海的《社会发展哲学——中国现代化的理性思考》(1999年出版),庞元正的《发展理论论纲》(2000年出版)、《当代西方社会发展理论新词典》(2001年出版)、《哲学视野中的发展与创新》(2003年出版)、《当代中国科学发展观》(2004年出版),刘怀玉的《走出历史哲学乌托邦: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当代沉思》(2001年出版),王南湜的《社会哲学——现代实践哲学视野中的社会生活》(2002年出版),刘森林的《发展哲学引论》(2000年出版)、《重思发展——马克思发展理论的当代价值》(2003年出版),许俊达的《中国社会主义社会形态论——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学说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研究》(2006年),叶泽雄的《当代社会发展观导论》(2008年出版),陈新夏的《可持续发展与人的发展》(2009年出版),王晓升的《分裂的社会世界》(2011年出版)。

在政治哲学方面,袁久红的《正义与历史实践——当代西方自由主义正义理论批判》(2002年出版)、《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2004年出版),宋惠昌的《政治哲学》(2003年出版),王新生的《市民社会理论》(2003年出版),李佃来的《公共领域与生活世界——哈贝马斯市民社会理论研究》(2006年出版),欧阳英的《走进西方政治哲学——历史、模式与解构》(2006年出版),张凤阳的《政治哲学关键词》(2006年出版),王南湜等的《哲学视野中的社会政治生活》(2007年出版),赵剑英主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阐释与创新》(2007年出版),姚大志的《何谓正义——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研究》(2007年出版)、《当代西方政治哲学》(2011年出版),蒋红的《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研究》(2007年出版),韩冬雪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诸范畴初探》(2007年出版),周桂钿的《中国传统政治哲学》(2007年出版),张文喜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政治哲学向度》(2008年出版),杨楹等的《政治:一个伦理话题》(2008年出版),任剑涛的《政治哲学讲演录》(2008年出版)、赵汀阳的《坏世界研究:作为第一哲学的政治哲学》(2009年出版)、《每个人的政治》(2010年出版),藏峰宇的《马克思政治哲学引论——以人学为视角的当代解读》(2009年出版),郭湛的《社会公共性研究》(2009年出版),韩水法的《正义的视野:政治哲学与中国社会》(2009年出版),邓正来主编的《复旦政治哲学评论》(第1-3辑)(2010-2011年出版),高宣扬的《当代政治哲学》(2010年出版),李景源张一兵的《构建和谐社会的政治哲学阐释》(2010年出版),陈晏清等的《政治哲学的当代复兴》2011年出版),莫雷的《穿越意识形态的幻想--齐泽克意识形态理论研究》(2012年出版),张翠的《民主理论的批判与重建——哈贝马斯政治哲学思想研究》(2011出版),贾中海的《社会价值的分配正义》(2011出版)、欧阳英的《在社会学与政治哲学之间——当代政治哲学研究的新路径》(2011出版),李琳的《政治哲学视阈中的中产阶层》(2011出版),黎世光的《政治哲学的现代危机和古代出路——施特劳斯思想研究》(2011出版)。

另外,万俊人主编的“政治哲学丛书”,其中收录了中国学者左高山的《政治暴力批判》(2010年出版)、李斌惠、李义天的《马克思与正义理论》(2010年出版)、张彭松的《乌托邦语境下的现代性反思》(2010),衣俊卿主编的“微观政治哲学研究丛书”(2011年出版),包括衣俊卿的《现代性的维度》与《社会历史理论的微观视域》、赵福生的《福柯微观政治哲学研究》、张正明的《年鉴学派史学范式研究》,甘阳刘小枫主编的“政治哲学文库”,已经出版了王光松的《在“德”、“位”之间》(2010年出版)、张志杨的《西学中的夜行——隐匿在开端中的破裂》(2010年出版)、谭立铸的《柏拉图与政治宇宙论——普罗克洛斯《柏拉图〈蒂迈欧〉疏解》卷一研究》(2010年出版)、魏朝勇的《自然与神圣——修昔底德的修辞政治》(2010年出版)、罗晓颖的《马克思与伊壁鸠鲁——马克思《关于伊壁鸠鲁哲学的笔记》和《博士论文》研究》(2010年出版)、梁中和的《灵魂爱上帝——斐奇诺柏拉图神学研究》(2010年出版)、陈壁生的《经学、制度与生活——《论语》父子相隐章疏证》(2010年出版)、史应勇的《尚书郑王比义发微》(2011年出版)、刘贡南的《道的传承:朱熹对孔子门人言行的诠释》(2011年出版)、黄瑞成的《盲目的洞见——忒瑞西阿斯先知考》(2011年出版)、张文涛的《哲学之诗——柏拉图王制卷十义疏》(2012年出版)、刘玮的《马基雅维利与现代性——施特劳斯政治现实主义与基督教》(2012年出版),应奇等主编的“当代西方政治哲学读本丛书”(2011年出版),包括徐向东编的《全球正义》、《实践理性》、《后果主义与义务论》、谭安奎编的《公共理性》、李丽红编的《多元文化主义》,李守利的《友爱与正义:西方古典政治哲学导论》(2011年出版)。

在经济哲学方面,刘修水主编的《经济哲学》(1992年出版),杜莹、卢祥金主编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哲学》(1993年出版),曾德盛的《毛泽东经济哲学思想研究》(1993年出版)、陈湘舸的《毛泽东经济哲学与经济思想》(1993年出版),张雄的《市场经济中的非理性因素》(1995年出版)、《经济哲学——经济理念与市场智慧》(2000年出版)、《经济哲学——从历史哲学向经济哲学的跨越》(2002年出版),陈泽环的《功利·奉献·生态·文化——经济伦理引论》(1999年出版),马涛的《理性崇拜与缺憾——经济认识论批判》(2000年出版),余源培等的《寻找新的学苑——经济哲学成为新的学科生长点》(2001年出版)、《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及其当代意义》(2010年出版),蔡灿津等的《经济哲学导论》(2001年出版),刘敬鲁的《经济哲学导论》(2006年出版),鲁品越的《资本逻辑与当代现实——经济发展观的哲学沉思》(2006年出版)、《社会主义对资本力量——驾驭与导控》(2008年出版),叶险明的《“知识经济”的批判》(2007年出版),陈志生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视域中的知识经济》(2008年出版),孙承叔的《资本与社会和谐》(2008年出版)、《真正的马克思——〈资本论〉三大手稿的当代意义》(2009年出版),刘荣军的财富、人与历史马克思财富理论的哲学意蕴与现实意义2011年出版),毛勒堂的《经济生活世界的意义追问:经济正义与和谐社会的构建》(2011年出版),张雄、鲁品越主编的《中国经济哲学评论:2011财富哲学专辑》(2012年出版)。

二、部门哲学的基本特征

作为一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部门哲学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特征:

第一,领域化与专门化。这是从研究对象上来说的。哲学不是无对象的思想操作,哲学的研究对象受其研究范式的制约与影响。在传统的哲学教科书范式中,哲学被理解为“理论化、系统化的世界观”,而世界观又被定义为“关于整个世界的根本观点和总的看法”。因此,哲学的研究对象是包括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类思维在内的整个世界,探寻世界的本质与发展规律成为世界观哲学的根本理论目标。当哲学以包括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类思维在内的整个世界为研究对象时,哲学的研究内容就合乎逻辑地展现为唯物论、认识论、辩证法、历史观,关于这些内容的研究被称为哲学的基础理论研究。相比之下,部门哲学是以某一特定部门或领域为研究对象,如文化哲学以文化为研究对象,经济哲学以经济为研究对象,政治哲学以政治为研究对象,语言哲学以语言为研究对象。部门哲学在深刻揭示研究特定领域的特殊本质与特殊规律的前提下,进一步深入反思这些领域中的具体的实践课题,如经济哲学对资本与和谐社会问题的研究,文化哲学对当代社会发展的文化选择问题的探讨,发展哲学对当代中国以经济变革为基础的社会整体运动问题的研究,政治哲学对中国政治发展模式问题的思考,价值哲学对社会转型时期的价值冲突问题的研究,技术哲学对现代社会技术异化问题的反思,生态哲学对中国生态文明建设问题的探讨。由此可见,与其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的“宏大叙事”相比,部门哲学使哲学研究的对象更加明确,哲学研究的主题更加具体,从而使哲学对问题的反思更为系统化与微观化。

第二,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形而上与形而下相统一。这是从研究层面上说的。相对于侧重概念解析与体系建构的传统哲学教科书,以“应用哲学”面目出场的部门哲学,最终指向对生活实践中出现的重大现实问题的反思。这种反思一般从两个层面展开:一是理论层面的形而上研究,一是实践层面的形而下分析。例如,文化哲学既要研究理论理性层面的文化哲学论题,如文化现象的本质与文化转型的机理,又要探索实践理性层面的文化哲学论题,如中国社会转型期的文化冲突与文化重建。因而,部门哲学具有明显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形而上与形而下相统一的特征。但也要注意到,部门哲学中的形而上研究与一般哲学中的形而上研究不同,它不是直接面向哲学本身抽象地谈论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问题,而是以各个领域的具体对象为中介间接地研究这些问题,例如,技术哲学关于技术认识论、技术本体论、技术价值论的研究,政治哲学关于政治存在论、政治价值论、政治诠释论的研究。这种间接研究不但没有遮蔽哲学的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等问题,反而推进了对这些问题的深入理解,并且更为鲜明地彰显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本性,这也正是部门哲学优于传统教科书哲学范式、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范式、文本-文献学研究范式的显著特征。

第三,交叉性、中介性与综合性。这是从研究性质上说的。部门哲学既是一般哲学理论与各种具体学科相联系的桥梁,又是一般哲学理论与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纽带,因而具有明显的中介性。如经济哲学是介于经济学与哲学之间的中介环节,政治哲学是介于政治学与哲学之间的中介环节。作为一种中介学科,部门哲学具有双重任务,一方面是用哲学来指导具体学科或具体科学,另一方面则是用具体学科或具体科学来丰富和发展哲学,并以这种发展了的哲学去指导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及其理论研究。这种中介性也意味着部门哲学研究的交叉性与综合性。在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社会生活实践中涌现出的新问题和新情况往往带有综合性的特征,不可能在单一哲学范围内得到根本解决,需要各相关学科的合作,这使哲学与经济学、文化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其他学科的联盟成为一种必要。部门哲学不仅是哲学与其他相关学科联盟的产物,而且进一步推进了这种联盟。哲学与其他相关学科的联盟实质上是哲学与具体科学的联盟。把哲学研究与经济学、人类学、历史学、文化学等具体科学研究结合起来,在哲学与具体科学的有机联系中切入社会现实,是马克思开创的极其重要的哲学传统。部门哲学在一定意义上恢复了这一传统。随着部门哲学的繁荣发展,哲学与具体科学的联盟意识不断强化,这在经济哲学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哲学家与经济学家不仅深入研究哲学与经济学的辩证关系,高度评价哲学与经济学联盟的意义,而且自觉探索哲学与经济学联盟的方式,积极倡导哲学工作者与经济学工作者及以企业家为代表的实际工作者的联盟。这种联盟带来了哲学研究方法的多元开启与创新

三、部门哲学的学术价值与理论不足

部门哲学对于加强哲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联盟,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新,探索建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具有重大理论意义。

第一,部门哲学的兴起与发展,在一定意义上,超越了传统教科书“体系哲学”的局限,拓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术空间。这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一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一些重要范畴和基本原理做了重新理解,赋予其新的内涵。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关于实践唯物主义的讨论中,学界开始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一些重要范畴(如主体、人、实践、文化、社会)与基本原理(如唯物史观的相关原理),这为部门哲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理论资源。反过来,部门哲学又通过对社会实践中出现的文化、经济、价值等现实问题的探讨,对经济学、文化学、政治学等具体科学的借鉴,深化了对这些范畴的理解,并赋予这些范畴以时代性的内涵。二是将传统哲学教科书不太关注或很难涉足的某一领域的问题课题化,如价值观与价值评价问题,环境与生态危机问题,财富问题,资本与货币问题,公平与正义问题。通过对这些具体的现实问题的深入研究,不断开辟出一些新的问题域,弥补了以往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空白,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注入了新内容,尤其拓宽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领域。三是把部门哲学作为一种研究视角或方法,或者对相关的现实实践问题给予深入分析与阐释,或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相关问题进行深入解读与研究,如何萍从文化哲学的视角去解读马克思主义哲学史,马俊峰从政治哲学视角对共同体问题的研究陈宇宙对马克思经济哲学的人学向度的阐释,等等。这些研究拓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术视野,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

第二,部门哲学不仅是对传统哲学教科书体系的突破,更是对传统哲学教科书所代表的解读模式的超越。在以哲学教科书为代表的解读模式中,马克思主义哲学被视为具有最大概括性和解释性的“绝对知识”,凭借“绝对知识”的权威,马克思主义哲学可以凌驾于具体科学之上、现实生活之外。这种知识论立场的解读,混淆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实证科学的区别,进而遮蔽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文性、批判性与实践性。部门哲学突破了这种知识论立场的解读模式,部门哲学中出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再是为人们提供现成知识的理论哲学,而是可以改变世界的实践哲学,并且具有多张面孔:既是懂得生活并为现世提供智慧的“生活哲学”,又是进入同时代人的灵魂、为劳苦大众提供心灵引导的“人的哲学”;既是关注无产阶级解放并成为人民精髓的“政治哲学”;又是揭示人类经济活动的本质与规律的“经济哲学”;既是反思人类文化本质与文化矛盾的“文化哲学”,又是研究人类价值评价与价值观念的“价值哲学”;等等。部门哲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种多维度解读,既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相关文本的深度研究,如从经济哲学角度对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资本论》及其手稿的研究,从文化哲学角度对马克思晚年所作的文化人类学笔记的研究,同时又突破了纯文本研究的平面化特征,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价值立体化地呈现出来。部门哲学超越传统哲学教科书的解读模式,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智慧的多维挖掘,也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价值不是某种现成地存在于某个地方的非历史的东西,而是一种开放性、生成性的存在。在这个意义上,部门哲学研究打破了以往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现成性与同质性神话。

第三,部门哲学开辟出多个研究领域,有利于推进中国传统哲学、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以下简称“中西马”)的深层对话。“中西马”对话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新的重要路径之一,也是构筑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的重要前提。“中西马”对话一般从两个层面展开,一是面向哲学自身的对话,表现为古今中外的哲学范畴、哲学观念、哲学思想、哲学方法、哲学范式的对话;二是面向现实问题的对话,即关于全球化、现代性、生态危机、科技异化、文化冲突等重大现实问题的对话。部门哲学中的“中西马”对话虽然也存在概念、方法等层面的对话,但主要围绕政治、经济、文化等现实问题而展开。正是以社会生活中各个领域的“问题”为依托,部门哲学为“中西马”对话得以展开提供了多个具体的平台,从而真正激活并推进了“中西马”之间的深层对话。

第四,部门哲学有助于加强不同学科之间的联盟,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他学科的对话与交流。不同学科之间的沟通与合作,是促进学术发展的重要动力。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对话与交流,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新的重要基础。在传统哲学教科书体系中,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更多地表现为利用其他学科取得的新成果去注解、论证原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的真理性,然后以这些具有真理性的基本原理去裁剪现实。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他学科基本上处于相互外在的分离状态,严重地影响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深入与创新。部门哲学是哲学与其他相关学科相联系的桥梁,其自身的交叉性、中介性、综合性决定了部门哲学的深入发展有助于改变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他学科相脱节的这种状况。立足于社会生活的具体领域,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观点、方法,批判地吸收、利用经济学、政治学、文化学、人类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并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他学科的结合中切入现实生活,为现实生活中各种重大问题的彻底解决提供可能的途径,正是部门哲学独具的思想魅力所在。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为了推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跨学科对话与交流,并在不同学科的视域融合中探寻更加富有现实解释力与思想创造性的学术生长点,扎扎实实地推进中国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的创新,中国社会科学杂志推出了“当代中国社会科学学术前沿系列对话”,目前已经进行了哲学与史学(2007年)、哲学与经济学(2008年)、哲学与政治学(2010年)的对话。这些对话加强、推进了哲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既有助于部门哲学的繁荣与发展,促进相关领域学术研究的创新,又有利于当代中国现实问题的有效解决,推动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建构。

当然,任何一种研究范式都既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同时又会存在着不足。部门哲学存在的理论不足,最突出地表现在以下两点:

第一,无法处理好部门性与整体性的关系。可以从两个层面上来理解:一是就它对社会生活的理解而言,人类现实的社会生活是一个整体,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都交织在一起,但每一种形态的部门哲学关注的并不是社会生活的整体,而是社会生活的某个具体部门或领域,是对某一具体部门或领域进行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加上各种形态的部门哲学之间缺少深层对话与交流,因而它对社会生活的理解不可避免地会呈现出“片面的深刻性”。二是就它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而言,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整块钢铁铸成”,但每一形态的部门哲学都是从某个特定领域去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并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和自主性。这种分门别类的、相对独立的研究虽然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某一方面的理解,但由于为特定视角所限,并且各自画地为牢,因而不足以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整体内涵。正因为部门哲学缺乏一种宏观的研究,并且彼此缺乏深层对话与交流,所以不利于对社会生活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整体性研究。

第二,难以平衡好学术性与现实性的关系。如何在学术性与现实性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是部门哲学面临的一个难题。如前所述,从理论旨趣来看,以“应用哲学”面目出场的部门哲学具有强烈的现实指向性,而且随着新领域的不断开辟,越来越多的现实问题已被自觉纳入到部门哲学的研究视野。但从其取得的理论成果来看,学术性色彩更为浓厚,而现实性却并不非常突出。从前面所列举的人学、文化哲学等领域中的代表性著作来看,这种学术性与现实性的失衡,不仅体现在那些“导论”、“概论”、“引论”、“论纲”等通论性的著作中,而且也体现在那些探讨“评价”、“货币”、“财富”等问题的专题性研究中。正因为难以平衡好学术性与现实性的关系,使部门哲学研究虽然体现出强烈的问题意识,但却缺乏对现实问题的批判意识或批判性略显薄弱,从而直接影响着部门哲学理论功能的发挥。部门哲学研究所呈现的这个问题,也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哲学研究所面临的主要难题之一。

尽管存在以上理论不足,但在社会问题越来越领域化、复杂化、多样化的背景下,部门哲学仍然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在今后很长时间内仍将是中国哲学研究中的“主流”和“前沿”。部门哲学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走向实践、不断创新的重要路径之一,对部门哲学的深入研究必将进一步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创新与发展。时刻关注当代人类的生活实践,努力吸收人类文明发展的最新成果,在学术性与现实性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在哲学与具体科学及各部门哲学之间积极展开深层对话,构建各具“中国特色”的哲学话语体系,将是部门哲学继续前行并赢得未来发展的重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