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范式的历史与现状(冯建华、庄友刚)

发布时间: 2013-12-15    文章作者:     浏览次数: 289

哲学范式根本上是一种思维方式,通过研究的视角、路径、方法、规范规则等方面展现出来,哲学范式这一术语虽然来自库恩,但是在库恩那里,除了指上述含义之外,还包括哲学信念、规范体系、核心理论观点的含义,范式革命和范式转换意味着理论内容和形态的完全断裂、范式之间的关系是不可通约的。我们这里所用范式一词是对库恩术语的借用,具体内容与库恩有很大差异,其含义主要指前面的方面,我们所说哲学范式的转换吸收了库恩的整体创新和突破的含义,但主要指思维方式的转换,表现为研究视角、研究路径、研究规范规则、研究方法等方面的转换与创新,不同范式之间不是完全断裂和不可通约,而是存在着相互影响、渗透、交叉。我们这里所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有两个含义:一是指研究的视域、路径、方法、规则,不包括核心理论观点和理论形态,这是指严格意义上的范式涵义,是在独立学科和学科交叉意义上使用,这是本文所用的主要涵义。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多种范式就是指多种多元视域、多种方法、多样路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范式是其中一种主要研究视域、路径和方法。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在其历史发展中形成了八种主要研究范式:教科书范式、哲学史范式、文本文献范式、对话范式、中国化范式、部门哲学范式、反思问题学范式、出场学范式等。二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范式内部的二级范式,它由核心理论观点和研究方法综合构成,是一种较宽泛的范式涵义,指同一学科内部的不同理论派别,包括了理论核心观点、理论形态的内容,马哲史研究范式内部又存在着多种二级范式,如人学范式、文化哲学范式、实践诠释学范式、生存论范式、文本历史与逻辑分析范式等等。如不做特别说明,本文所用范式一词主要指其第一种涵义。

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发展进程中,各种范式是逐渐产生和独立出来的,而且还有可能产生新的研究范式,每一种研究范式既有其独特优势,也带有自身的欠缺与不足,不同研究范式之间既相互区别,又相互交叉、相互补充,共同推动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繁荣和发展。每一种研究范式在其发展中会不断改进并完善自身,形成各自独特的历史发展道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一个基本研究范式,在其30年的发展中,形成了别具风格的历史发展之路,在与其它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的比较中显示出自己的独特之处。在2011年底前的三年中,马哲史研究范式又取得了并孕育着进一步的突破,显示出一个新阶段的开始。

一、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范式的诞生和研究特点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范式的形成和发展肇始于上世纪80年代初。学界的共识是,1981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由中山大学哲学系编写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稿》被看作是是我国第一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著作,它标志着作为一个新学科和新研究范式的诞生。从理论上深入分析,还必须揭示出马哲史范式和其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产生的共同基础,必须回答过去开设的马克思主义原著课程和原著选读教材为什么不能算作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范式研究?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前,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原理研究是否直接就是一个独立的教科书范式研究?马哲史研究范式和其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的区别是什么?

首先,在理解一个独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的产生标准、形成条件时,不能简单把研究范式等同于学科,更不能把自发存在的相关课程建设作为研究范式本身。我们认为所有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产生的根据在于:自觉地批判和反思一个共同对象,朝向一个共同目标,即批判、力图突破传统苏联式哲学教科书这个唯一体系和形态,根据时代和历史的变化建构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代和民族形态、以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精神。从教科书研究角度说,它的根本目标在于总体呈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概貌,以便给我们提供一个学习和把握的明确对象,然而在不具有上述特征和内容时,尽管存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学科,存在着许多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材、存在着种种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研究,但不能称之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范式研究,因为之前所作的一切研究都隶属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个教科书体系,不能逾越这个界限,都是在采取各种形式来论证这一体系。当然必须承认传统苏联化的哲学教科书体系在学习、宣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方面起到了不可磨灭的历史作用,但是它的最大缺陷在于:忽视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代性、发展性、民族性,把符合革命和战争特定阶段和计划经济特定时代的哲学理论、体现苏联特定民族文化传统的哲学形态固定为普遍适用于一切时代、一切历史阶段、一切民族文化的唯一正确形态,从而背离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原则、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精神。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伴随着改革开放时代的到来,现代西方哲学思潮、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涌入,为了突破与时代不相适应的苏联教科书僵化体系,马哲界开始重新编写马克思主义教科书、重新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体系和形态,进入“教科书改革时代”,它产生了许多积极成果:传播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许多新观点、新理解、新理论,建构了实践唯物主义哲学、实践哲学、实践本体论哲学、广义历史唯物主义哲学、交往实践的历史唯物主义哲学等各种哲学形态,打破了单一教条化的苏联教科书体系,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范式研究真正确立起来,全国出版了几百种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出现了一大批研究成果,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蓬勃发展。

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来说,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前,它不象原理教科书那样作为独立的学科,它没有系统的教材、课程,只是以经典作家原著选读课程等形式涉及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内容,谈不上是独立的马哲史范式研究,只是自发地以萌芽形式存在。这种萌芽之所以没有发展成为自觉的研究范式,究其根源,在于深受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模式的影响,教条主义盛行,存在着一系列深层缺陷,主要体现在其性质和作用的附属性、方法的悖谬性、视野的封闭性、思维的僵化性、理论形态的封闭性和神圣性。性质和作用的附属性:马哲史研究的性质是证明苏联教科书原理体系正确性的手段,其地位和作用是附属于教科书体系的研究,只具有论证手段的价值,不具有独立研究的价值,因而也就不可能成为独立的研究范式;方法的悖谬性:采用现成的教科书原理反过来注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而不是遵循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发展的内在逻辑,历史地呈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实面貌、本真精神,得出相应的理论结论,因而是一种倒果为因的悖谬性研究方法;视野的封闭性:指缺乏自觉的解释学意识,不能合理地看待经典作家的思想关系,马、恩、列、斯、毛被视为同一个人,理解了列宁也就理解了马克思,理解了毛泽东也就理解了列宁,这就无法真正以“史”的眼光来审理马、恩、列、斯、毛的思想关系;思维的僵化性:马克思、恩格斯之后,政治领袖的理解是唯一正确的理解,凡是与列宁观念不同的思想一律被扫入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或者修正主义的行列,把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列为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行列,排除了政治领袖之外的各种理解,同时又遮蔽了政治领袖思想之间的历史间距,难以历史地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发展;理论形态的封闭性和神圣性:斯大林创立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哲学形态是唯一正确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它是神圣的,是普遍真理,是跨时空、跨地域的,已经形成就不可能再发展。这种被神圣化、封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就不可能随着时代而发展、创新、创造新形态,后人也不可能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同发展形态的规律,马哲史的研究范式必然被排除在人们的视野之外。

其次,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范式研究不同于教科书范式研究,具有自身独特的特点和不可替代的作用。

教科书范式研究可以直接建构起具有一定原著基础、体现出时代特征和满足政治需要的原理体系,可以使人们比较方便、全面地了解哲学理论的基本内容和结论,但是它存在一个深层问题和缺陷:难以真正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历史生成性,脱离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形成、发展、创新、拓展的历史过程,静态地建构和阐述其基本理论,使建构出来的不同理论体系带有一定现成性,难以历史地展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生、发展过程,具体表现在:第一,教科书范式难以有效区分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和非马克思主义思想。尽管口头上也能强调区分马克思思想发展的成熟时期和不成熟时期,但是在实际的研究和叙述中经常又无视这种差别,“可以不加任何历史性特设说明就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第1卷同质性地引述到第50卷”。第二,忽视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具体理论观念的历史发展性,不仅忽视了马克思、恩格斯在不同历史时期对理论的深化、表述的修正,而且忽视了经典作家之间思想的历史间距,对他们的思想进行完全同质化的理解、同质化的裁减和同质化的表述,由此造成许多问题和逻辑矛盾。第三,不能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演变的内在逻辑进行深入研究,难以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形态与各种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哲学各新形态之间关系的历史逻辑研究。或者简单拒斥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视之为非马克思主义;或者简单照搬,视之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使马克思主义哲学蒙上了突兀的、先验的和独断的色彩。随着教科书研究范式问题和欠缺的日益暴露,理论界越来越意识到不仅要呈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大厦本身,还必须研究和了解理论大厦的建构进程;不仅要了解这座大厦是什么样的,还要了解这座大厦为什么是这样的,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维护这座大厦,完善这座大厦。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范式的产生和发展因此具有不可替代的独特价值。

二、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范式的研究方式和研究领域

在创立和发展的进程中,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首先形成了以北京大学(以施德福、黄楠森、许全兴等为代表)、中国人民大学(以陈先达、庄福龄、靳辉明等为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以马泽民、徐崇温、林利等为代表)、南京大学(以孙伯鍨等为代表)、中山大学(以刘嵘、高齐云、叶汝贤等为代表)、复旦大学(以余源培、金顺尧等为代表)等高校和科研单位为主要研究中心的研究格局。此外,在上世纪80年代,黑龙江大学的张奎良,安徽大学的金德隆、任吉悌,武汉大学的王荫庭、徐瑞康、雍涛,厦门大学的商英伟,吉林大学的张念丰,中央编译局的杜章智等,都为该学科的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随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该学科的研究队伍不断壮大,研究人员的地域分布也日益普遍化,各大高校哲学系普遍开设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课程。但是从总体上看,上述研究机构仍然是当前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具有代表性的主要中心重镇。

就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范式的具体研究方式而言,尽管学者们努力的方向各有侧重,但都围绕马克思主义哲学创立和发展的历史逻辑这一根本目标展开。概括而言,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形成了通史研究、断代史研究和分类史或专题史研究等几种主要的研究方式和研究领域。

通史研究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创立和发展的历史进程的总体把握。尽管各种通史类著作在叙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的分期时间和标志不尽相同,但都力图阐明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整体历史线索而不是局限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特定历史阶段。我国最先出版的几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著作都是通史类著作。通史类研究也贯穿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目前为止的全部发展历史。各个时期代表性的作品主要有:80年代的如中山大学哲学系编写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稿》、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发展史研究所主编的《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史》、孙伯鍨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七所大学联合编写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叶汝贤、何梓焜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等;90年代的如李恒瑞等撰写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新编》、黄楠森等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8卷本)、庄福龄等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史》等;新世纪以来的如余源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与历史》、安启念主编的《新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侯惠勤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与现状》、何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教程》、吴元粱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的演变》等,其中1996年出版齐全,由黄楠森、庄福龄、林利主编的8卷本《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是我国老一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家创立的一座丰碑,也是迄今为止世界上篇幅最长、最为齐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著作。

断代史研究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某个特定时期为研究界限,从而在研究方式上带有专题研究的某种特点。从现有的著作状况来看,断代史研究的直接目的有二:一是整体呈现某一经典作家的哲学思想状况或者经典作家思想发展的特定阶段的哲学思想状况,前者比如徐琳的《恩格斯哲学思想研究》、陈先达的《走向历史深处———马克思历史观研究》、李砚田、杨庭芳、涂赞墟合著的《列宁哲学思想概论》,后者如陈先达和靳辉明合著的《马克思早期思想研究》、孙伯鍨的《探索者道路的探索———青年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研究》。二是针对以往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中被忽视、遮蔽、误解、扭曲甚至背离的部分给予断代性的重新整理,或者是针对由于时代发展的原因在以往的马哲史著作中没有含盖的历史时代进行断代性的建构和呈现。前者比如姚顺良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从创立到第二国际》,后者比如刘怀玉、张传平主编的《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两种研究目标都是在尽可能全面占有思想材料的基础上形成并贯彻著者本人的特定理解,坚持“史”、“论”结合,比较而言,前者更侧重于著者本人的独特观念和理解,后者则更侧重于已有研究观念和材料的汇集,侧重于事实材料的整理和呈现。

分类史或专题史研究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定理论部分、理论方面为研究对象,全面呈现这一理论部分、理论方面总体面貌和历史发展进程。分类是认识的条件,分类史或专题史研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专门化和细致化。关于分类史或专题史研究,我们需要注意几个方面:第一,专题史研究是大多数研究者所致力研究的基本方向,已出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范式著作大多属于分类史或专题史的著作。第二,与其它两种研究方式相比较,专题史研究方式出现稍晚。1981年中山大学哲学系编写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稿》是我国第一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著作,1983年陈先达和靳辉明合著的《马克思早期思想研究》不仅是我国学者研究青年马克思的开山之作,也是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中的第一部断代史著作,1984年黄楠森的《〈哲学笔记〉与辩证法》和1985年叶汝贤的《唯物史观发展史》则是比较早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中的专题史著作。在整个80年代,专题史研究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中并不占主流地位,只有《唯物史观发展史》、《〈哲学笔记〉与辩证法》以及王东的《辩证法科学体系的“列宁构想”》等少数几部代表性的著作。90年代以后,专题史研究占据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著作的主要部分,不仅第一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家留下了一大批专题史类的力作,新生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者更是把主要精力投向了专题史的研究。第三,专题史研究更强调立足于当代问题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的有关理论和问题进行新的解读。这在新一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学者中更为明确地表现出来。典型的作品诸如叶险明的《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与现时代》、丰子义等的《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与全球化》、刘森林的《马克思发展理论的当代价值》、任平的《当代视野中的马克思》、吴晓明的《形而上学的没落———马克思与费尔巴哈关系的当代解读》、俞吾金的《问题域的转换———对马克思和黑格尔关系的当代解读》等等。第四,专题史的研究具有明显的综合性、交叉性特征。这里的“交叉性”不仅指专题史研究方式与通史、断代史研究方式的交叉——比如,马泽民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前史》、赵仲英的《马克思早期思想探源》、高齐云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生形态探微》等著作即可以视为专题史研究著作也可以看作是断代史研究的著作,更要注意的是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其他研究范式的交叉性——比如黄楠森的《〈哲学笔记〉与辩证法》就同时可以看作是文本文献研究范式类的著作,韩庆祥的《马克思人学思想研究》既可以当作专题史类著作看待又可以视为创新领域范式的代表性作品。这种“交叉性”一方面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范式中这几种主要的研究方式并不是截然分开,而是相互联系、相互补充,不能对它们进行绝对化理解;另一方面也暗示了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一个基本走势: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每一种研究范式都具有各自的优势和欠缺,只有互相取长补短才能更加合理地深入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当代发展。

三、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范式的发展阶段 

30年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范式发展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学习模仿苏联模式到自主创新、从封闭教条到开放发展的历史进程。大致上说,每个十年构成了一个具有明显特点的发展阶段,80年代的兴起与繁荣、90年代的困境与探索、新世纪的复兴与创新,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科发展的基本写照。

第一阶段,20世纪8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范式的兴起与蓬勃发展。由于特定历史时代的影响,新中国建立以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渊源于苏联的教科书研究成为研究、理解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一方式,其他研究方式都附属于教科书原理体系研究,只充当教科书原理的论证工具,没有独立存在的地位。随着对苏联教科书体系问题和矛盾的深入反思,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范式应运而生。80年代,涌现了一大批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理论家,他们诠释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基本问题域,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基本理路,构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范式的基本理论体系、基本的观点体系和分期体系。从哲学史的视角审理和反思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成为一种潮流。许多高校先是在研究生中接着在哲学专业和政治教育专业的本科生中开设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课程,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科呈现一派蓬勃发展的欣欣向荣景象。就研究方式而言,80年代以通史和断代史研究为主,着眼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整体历史进程,力图呈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整体历史概貌,在此基础上以断代史的形式深化特定阶段的研究,比如青年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研究。

尽管中国马哲史研究范式是在批判教科书原理基础上产生,虽然它力图突破教科书体系、苏联马哲史研究模式的影响,摆脱过度政治化、政策化的特点,在一些具体观点上也得出了许多确实不同于苏联马哲史研究的结论,马哲史研究作为一种独立的研究范式,也不再是附属于教科书范式的工具,但是在深层的研究模式和基本的方法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观、在对待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潮的评价等方面,8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理论体系的建构仍然处于苏联研究模式的影响之中、并没有实现根本突破。具体表现在:第一,领袖中心的理论立场。马克思、恩格斯之后,政治领袖人物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念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一合理形态,与之不同的其他各种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总体上被排除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视野之外。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仅仅成了经典作家思想演变、发展和继承的历史。第二,形成了单一发展或单线进化的理论观念。虽然也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随时代而发展,却忽视和否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多元性,不承认西方马克思主义、北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属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态,在通史研究中也不把它们纳入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的范围中,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变成了一元、线性的发展史。第三,经典著作解读的研究模式影响过重,由于没有纳入西方马克思主义等多种哲学思潮,因而缺乏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内在逻辑和叙述主线的挖掘。第四,重政治历史因素而轻哲学内在逻辑的理论倾向。在坚持以历史与逻辑统一、理论与实践统一的原则来研究和叙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的时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线索被过分突出,过多地强调政治社会现实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影响,冲淡和忽略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内在逻辑的清理和呈现。

第二阶段,上世纪90年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困境与探索。8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特点是由当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水平和认识水平决定的。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的许多著作并没有整理出版,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缺乏充分的文献基础,而苏联理论界在这方面则有着巨大的优势;另一方面,从历史上看苏联东欧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对于我们一直保持着领先的优势,我们总是在学习、追踪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研究成果。苏联的研究仍然是我们一时无法摆脱的理论依赖。在苏东解体之后,这种片面的追随与依赖给我们造成了巨大了理论困境。比如,在一元线性进化的马哲史观和领袖中心论的影响下,我们缺乏与西方学界缺乏真实有效的互动与交流,通常是片面否定一切西方哲学、对西方马克思主义也是一概批判,过度政治化、政策化、意识形态化又使它缺乏真正的学术独立性、学术规范性,因此,在其进一步发展中潜藏着的危机,一旦外部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就可能直接导致危机成为现实。上世纪九十年代前后外部环境的确出现了大变动,从国际上讲,苏东剧变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对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造成重大冲击,使传统苏联马哲史研究模式失去了合法性基础;从国内上讲,上世纪九十年代处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也使传统研究模式和观点体系的现实根基发生了动摇,一时间,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下降,马哲史研究中,许多研究人员流失,队伍严重萎缩,研究成果减少,质量降低。另一方面,西方哲学、西方马克思主义、甚至西方马克思学成为马哲界的主流话语,从苏联教科书体系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一形态,转变到把西方马克思主义奉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从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味批判,转向盲从,这让我们进退失据,不知所措,丧失了客观、正确的立场。对苏联马哲史研究模式的追随与失落,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由批判到盲从,巨大反差造成了一段时期内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困惑、迷茫、彷徨与挣扎,然而又正是这样的困境促使新、老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家们不断反思以往研究模式的弊端,努力探寻一种新的哲学史研究和叙事类型。实际上,这些问题在80年代已经引起了第一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家的关注和思考,因此在90年代伊始他们就完成出版了突破80年代研究特点的开创性著作,代表作品是1990年陈先达等的《被肢解的马克思》和孙伯鍨等的《西方“马克思学”》。张一兵在90年代末出版的《回到马克思》一书,自觉地对从方法论角度对流传于我国马哲史研究中的苏联研究模式进行了系统反思,着重批判了其目的论预设、线性进化论、领袖中心论的方法论,强调马哲史研究的学术规范性,并且运用新的理论资源、采用新的研究方法、开拓出新的研究领域,一方面它是文本文献学这一新的研究范式创立的标志,另一方面也是马哲史研究范式走出困境,迎来新阶段的标志。纵观整个90年代,新、老两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家在困境中的探索可以从三个方面给予描述,这也构成了90年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基本特点:第一,深刻反思了苏联研究模式的弊端。苏东剧变颠覆了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模式的合法性基础,也打破了意识形态的禁锢,传统研究模式的弊端得到了逐步的洗涤和清理。第二,学术与政治关系的重思,优化学术生态。学者们普遍意识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不能陷于为现实政策寻求哲学史根据的狭隘政治实用主义窠臼,学术研究和现实政治行动的边界需要得到有效澄清,需要辩证看待学科研究的现实感与学科自身独立的学术定位的关系。第三,学科视野逐步打开,学术包容性不断增强。特别是随着对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及现代西方哲学研究的深入,使得该学科研究获得了新的推动力。也正是在这样的发展进程中,新一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者逐步成长起来。在新、老两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家的努力下,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逐步走出了困境。

第三阶段,新世纪以来的复兴与创新。在经历了90年代的彷徨与挣扎之后,进入新的世纪,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借鉴当代西方各种社会思潮,吸收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最新成果,以研究方法论的突破为引擎,形成新世纪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新的模式、机制、格局。首先,进一步突破苏联一元化的马哲史研究模式,在马哲史研究范式内部,建构多种马哲史的研究范式,如人学范式、危机与重建范式、实践诠释学范式、生存论存在论范式、文化哲学范式、逻辑分析范式、文本逻辑与历史分析范式等,呈现为多元研究范式并存的局面(此处的范式指马哲史范式内部的二级范式,它的含义主要指哲学核心理论观点、哲学形态,兼有研究方法和路径的含义——笔者注)。其次,传统模式的弊端被进一步清理,以原理反注文本的局限逐步被克服,传统研究方法论上的目的预设论痕迹被清除,真实地再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生史。再次,以一种更加开放的视野来审理马克思主义哲学发生和发展的历史,对西方学界的观念不仅不再是简单否定或进退失措,研究方式上也不再局限于翻译、介绍和评述,而是以更加合理的姿态来借鉴、消化、利用并创新中超越西方学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念,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第四,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中的本土性和时代性特征被进一步突出。尽管存在着“回到马克思”和“让马克思走入当代”之间的争论,但实际上殊途同归,都意在强调在新的时代条件下重新理解和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发生和发展历程。最后,值得一提的是文本文献学研究范式的出现及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意义。文本文献范式突破了简单地依靠翻译的二手文献和公开出版的马克思的基本著作来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框架,越来越多地关注马克思生前没有发表的手稿、笔记中的哲学思想,这不仅开阔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视野和思路,也进一步地夯实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学术基础。这里还需强调一点,9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者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主力军,而更加年轻一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者也逐步成长起来,以张云飞的《跨越“峡谷”———马克思晚年思想与当代社会发展理论》、唐正东的《斯密到马克思》、刘森林的《马克思发展理论的当代价值》、聂锦芳的《清理与超越———重读马克思文本的意旨、基础与方法》、吴家华的《理解恩格斯———恩格斯晚年历史观研究》、仰海峰的《形而上学批判———马克思哲学的理论前提及其当代效应》等著作为代表反映了青年一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者的努力和勃勃生机。

四、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范式的研究现状及其特点 

截止到2011年底的最近三年间,马哲史范式的研究取得了重要进展,已经初步实现并孕育着进一步的突破,呈现出又一个新阶段的雏形,笔者认为当前的马哲史研究现状呈现出以下特点:

首先,当前的马哲史范式研究以通史领域的突破、某些被遗忘和扭曲的断代史填补为标志。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中期,中国马哲史研究范式的标志性成果主要体现在通史、断代史领域中,而到九十年代后期至新世纪前十年其标志性成果主要体现在专题史领域,通史研究相对沉寂,主要是延续以往的研究模式和内容,没有重要突破。而近三年通史研究取得了重要突破,以何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教程》(2009年),吴元粱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的演变》(2010年),张一兵主编的《马克思哲学的历史原像》(2009年)为代表,尤其是前者,在研究方法、叙述体例、叙述原则、研究范围等方面全面突破了以往马哲史通史著作的模式,较彻底地消除了苏联马哲史研究模式的影响和痕迹。在传统马哲史观、传统研究模式的影响下,第二国际等阶段基本被遗忘、遮蔽、甚至被严重歪曲,姚顺良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从创立到第二国际》(2010年),刘怀玉、张传平主编的《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史》(2010年)两本著作填补了这一薄弱的领域,使断代史领域的研究也取得了重要进展。

其次,通史研究的突破以重新评价“西方马克思主义”为突破口。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性质和理论定位,我国马哲史研究者的态度经历了一个很大变化:八十年代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或者是反马克思主义,即“西马非马、西马反马”,因此马哲史通史著作把西方马克思主义拒绝在外;随着大量西方马克思主义译介著作的传入、出版,九十年代中期开始,“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概念被提出来,使得通史著作的叙述内容纳入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但又回避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性质定位。新世纪以后,通史著作不仅纳入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内容,而且承认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西方社会的发展。当前的研究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有以下突破:首先,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性质方面,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因此,西方马克思主义不再作为批判对象,也不再作为某一国家某个马克思主义哲学派别,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有机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多元发展中的一种形态,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内部不同于东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的另一种哲学传统。其次,反思了“国外马克思主义”概念,九十年代提出的国外马克思主义概念是基于一元、线性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观,它模糊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性质,含有否定的意义,因此主张用“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概念取代它,以表明它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独立形态,表明一种多元、开放、世界性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观。再次,在它的带动下,马哲史通史著作的内容极大丰富,先后纳入了第二国际的一些杰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思想(如拉法格、拉普里奥拉、普列汉诺夫)、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早期思想家的思想(如李大钊、陈独秀、李达、瞿秋白),并且以国别史的方式纳入了20世纪80年代以后各主要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最后,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作用方面,认为它能够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建构提供理论资源、理论问题、理论视野、理论观点。

再次,当前马哲史范式研究以新一轮方法论反思和突破为核心。如前所述,中国马哲史范式研究的第三阶段始于《回到马克思》一书,它自觉反思了传统马哲史研究的方法论错误,全面清理了其目的论预设、一元线性进化论、领袖中心论三大缺陷,从而开启了新世纪马哲史研究的新阶段,促使马哲史范式研究走出低谷,走向复兴,现在克服这些方法论缺陷已成为马哲史研究的共识。在近十余年的研究中,西方马克思主义等内容已进入马哲史的叙述中,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有机内容,但是它如何进入马哲史叙述中?应该以什么样的原则、结构、体例来叙述它?在容纳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等内容、建立了实践和辩证法的理论基础后,马哲史叙述的主线、内在逻辑应怎样确定?怎样才能彻底、清晰地呈现出这一内在逻辑?应该说前一阶段的方法论反思并没有解决这些问题,导致马哲史通史研究中仍然存在很多问题:叙述主线不清晰,辩证唯物主义和实践与辩证法两条线索并存;叙述体例、结构不协调,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到毛泽东、邓小平哲学思想的书写结构和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书写结构并存,前者主要以人物思想为主线,后者却以国别或派别为主线;在具体人物和派别思想的叙述上不一致,时而是人物思想叙述,时而是重点著作介绍。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教程》为代表的通史著作在方法论上实现了以下突破:其一,遵循历史与逻辑相一致方法论,强调历史优先原则。必须突破过去用辩证唯物主义的逻辑优先的方法论原则,从而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看成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线性进化论的形成史、传播史,把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等内容排斥在马克思主义逻辑主线之外。必须首先强调历史优先原则,立足于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现实历史,把西方马克思主义等思潮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纳入马克思主义哲学叙述之中,只有对上面已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思想进行逻辑抽象,才能进一步揭示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内在逻辑和叙述主线。其二,区分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在确立历史优先原则基础上,着重探讨和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叙述方法。传统马哲史研究中经典著作解读模式只能归入研究方法,只是属于经验的材料,历史的东西,而非逻辑的东西、思想的联系。如果没有建立起叙述的逻辑和方法,经验材料不同,叙述出来的各个内容必然不协调。虽然马哲史的叙述方法只有在研究工作结束之后才能确立,但是这一方法的确立本身是一个艰苦的抽象工作,必须找到叙述的逻辑起点、建立驾驭和叙述材料的基本原则。其三,以文化哲学为具体研究范式(指范式的第二层含义,即核心理论内容和方法论的统一),确立马哲史的基本研究方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性是作为历史理性的文化哲学,它体现为实践和辩证法的批判精神,在马哲史研究方法上,就是以这一本质精神来研究它体现在不同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个体的理论创造活动,在不同历史阶段、不同民族和国家的不同表现形态和传统。其四,确立马哲史的内在逻辑和叙述主线以及相应的叙述原则,解决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构造的内在机制问题,使西方马克思主义等内容合乎逻辑地进入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叙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的内在逻辑是实践和辩证法的批判精神与多元化的哲学传统和理论形态之间的相互作用,这也是马哲史的叙述主线,同时作为马哲史叙述原则,这种叙述原则表现为三方面:一是准确描述各个哲学家的创造活动。实践和辩证法的批判精神不是现成的、封闭的,而是通过个体哲学家创造出来,研究哲学家个体的个性化思想创造,这是马哲史叙述的基础;二是以问题为中心,研究不同时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特点和哲学形态,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质变,这是马哲史叙述的时间向度原则;三是以民族文化为背景,研究不同国家、民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的形成、演变,叙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世界化和多元化,这是马哲史叙述的空间向度原则。这样不仅西方马克思主义,而且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英美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哲学都合乎逻辑地进入了马哲史的叙述主线中,成为不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哲学传统。其五,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内在逻辑和叙述主线确立新的叙述体例、叙述结构。突破了过去按照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的发展进程来编排章节结构的叙述体例、改变了以原著写作的先后顺序划分章节的做法。其六,区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史与外史。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史就是上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主线和内在逻辑展开过程中创造的历史,即马克思实践和辩证法的批判精神与多元化的哲学传统和理论形态之间的相互作用及其所创造的历史;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外史是由其内史所决定的,它具体包含两方面内容:第一,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建立在大机器生产为标志的工业和对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分析基础之上,因此应当用实践和辩证法的批判精神看待工业状况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变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发展的作用,说明二者之间的内在关联。第二,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世界性,它是在融合各民族文化传统、改造各民族的思维方式而实现其世界性发展的,因此必须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各民族文化传统之间的关系。

最后,当前马哲史范式研究的宗旨和落脚点是构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作为一种独立的研究范式,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出现较晚,始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它既具有重大的现实性、政治性,又具有较深的学理性,还具有一定的历史传承性。许多马克思主义哲学范式研究都与它有密切关系,当前的马哲史研究范式就自觉地以它作为宗旨和落脚点。与其它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相比、与马哲史范式研究的前几个阶段相比,以通史领域突破为标志的当前马哲史研究更为自觉、深刻地体现出这一宗旨,并为这一宗旨的实现奠定了更为坚实的理论和历史基础,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建构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由于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性理解为实践和辩证法,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发展主线、内在逻辑理解为实践和辩证法的批判精神与多元化的哲学传统和理论形态之间的相互作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就是融合各民族、国家的文化传统,改变和塑造民族思维方式的过程,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多元化哲学形态、哲学传统中的一元,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是马哲史研究的必然要求。其二,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建构奠定现实的历史基础,马哲史范式研究作为一种历史研究,必然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过程、历史经验、历史形态包含其中,这也是它独特的研究优势,从而能够提供建构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的历史基础。其三,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建构提供重要的理论资源。由于同属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形态、哲学传统,又由于处于某种程度相似的历史发展阶段,因而在马哲史研究中,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建构的参考,使我们可以吸收其多元发展的哲学史观,超越传统教科书的理论视野;借鉴其提供的现代性、知识分子、文化批判等理论问题,充实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容。其四,提出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建设的具体内容、具体目标,即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具体体现在:在研究原则上,既重视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中国文化传统的继承,创造具有中国传统思维方式、语言表述风格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同时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改造,促使其现代性转型的意义。在理论内容上,重视研究“中国问题”和“中国经验”的理论提升、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性、世界性意义,摆脱单纯经验化、个别化的片面性。

上述研究现状和特点显示出马哲史范式研究的一个新阶段正在形成,这一新阶段是以通史领域的突破为标志,以新的方法论(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性、重视叙述方法、内在逻辑的严整一贯性)创造为核心、以建构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为目标而引发的。尽管还存在一些争议和不同意见,如在马哲史通史研究中是否只能用文化哲学的核心范式?文化哲学的核心范式是否存在缺陷?是否还有可能使用其它核心范式来构造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但这都是在上述新的方法论层面上的问题,在这一新方法论层面上,马哲史范式将会展开深入研究,这预示着不久的将来,能够诞生出以其它核心范式来书写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通史和更加细致的断代史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