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作为当下哲学研究水平体现的教科书范式，不但体现了教科书撰写者学术水平的创新，也体现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水平的创新和中国哲学研究水平的创新。从教科书研究范式的特点和创新驱动等内在逻辑来看，教科书研究范式存在着教科书研究范式的哲学原理的普适性与原理阐述的历史性之间的矛盾、哲学理论的相对真理性与绝对真理性之间的矛盾、教科书作者的理解与人民群众对教科书普遍认同之间的矛盾和教科书书写的学术性与党和政府对教科书意识形态性要求之间的矛盾。同时，教科书研究范式还存在至少五个方面的叙述局限，即文本叙述的时代性局限，经典作家观点与当下哲学语言之间差异的局限，经典作家对相关领域的问题没有关注的原理空场局限，当代哲学研究成果的大众化理论概况的局限，实践理论的及时性、有效性和科学性总结的局限。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  教科书范式  学术创新  内在矛盾  叙述局限   场局限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创新研究”[10AZX001]的研究成果

中国近现代史的发展历程表明，20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使得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得以可能。理论上讲，仅靠文化的传播，并不足以使一种思想迅速被意识形态化。这即是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意识形态化，一定与时代精神有关，或者说，是当时中国的社会现实需要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化，意味着马克思主义要场局限能够在人民群众中普及，而要普及马克思主义，必须保证四个坚持。其一，在语言表述上，坚持通俗化；其二，在思想内容上，坚持体系化；其三，在意识形态上，坚持唯一性；其四，在篇幅使用上，坚持少和精。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就是与这四个坚持相适应的产物，也是中国特色高等教育的一大创新。正是这一创新，使得马克思主义哲学迅速成为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基础。当然，在肯定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巨大学术创新成就的同时，也不应该忽视教科书研究范式存在的内在矛盾和叙述局限。

一、教科书研究范式的学术创新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故乡德国属于西方国家，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逻辑架构根据是西方哲学的形而上学体系。中华民族开始学术化的研究和传播西方哲学是从新文化运动时期开始，而真正意义上的深度研究和传播却是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这就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必须解决两大理论难点，即既要准确理解马克思哲学的本真思想，也要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中国化。所以，从哲学研究的时代水平看，教科书必须体现哲学研究的当下水平。从教科书范式的实际发展历程看，教科书的学术水平创新体现在教科书撰写者学术水平的创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水平的创新和中国哲学研究水平的创新等三个方面。

哲学教科书的思想本身是一个不断发展、不断丰富和不断深化的体系，所以，教科书在基本观点、基本原理等诸多方面呈现出发展、创新的特点。由于人们对事物的认识，也是随着时间的变化、实践的发展、科学的进步，以及个人能力水平的提升等因素，实现不断提高，教科书的撰写者，就会在自身思想的不断发展、创新的过程中丰富教科书中的思想和理论。例如，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第五版）》中，编者着重介绍了当下的发展与现状：“从国际看，世界进入科技信息化、经济全球化和政治格局多样化这样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从国内看，中国社会主义实践也进入到新的历史时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立，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历史任务的提出，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的确立……向我们提出了一系列新问题，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广阔的思维空间”[1]。这段话表明，当今发生着重大变化的国内外形势，不仅给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体系提出了新的理论问题，更是启发了教科书编写者的理论思维，即在教科书范式创新时，要切实根据实践和科学的发展提供的新的经验、知识、思想等，以全面准确体现出当下时代的“时代精神”。这也可以理解为，教科书作者思想的认识转变与理论创新，在其教科书的理论体系中应该得到充分体现。比如，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第五版）》中，编者就创造性地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原理》第五版对有关问题做了如下处理：第一，对于像物质统一性、决定论、反映论这样一些已成为‘常识’的基本观点，应结合当代科学的新成果讲出新内容。所以，《原理》第五版增加了物质形态的层次性和同构性、物与物的关系和‘为我而存在的关系’、认识与虚拟这样一些内容……第二、有些观点本来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只是由于种种原因，原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没有涉及或未重视这些观点。为此，《原理》第五版增加了这方面的内容，如实践是人的存在方式、交往关系及其制度化、人的异化及其扬弃等”[2]。这种理论上的创新，一方面是时代发展和理论深入的必然阶段，另一方面也离不开教科书作者自身理论水平的提升。新版本不仅仅只是把当前哲学研究的新成果中的知识简单的堆积，而且反映出了作者自身一种源于生活、反思生活、总结生活的智慧，即教科书撰写者学术水平的创新。

创新是利用现有的知识和物质，为满足社会需求而改进或创造新事物的行为，也可以说，创新是以现有的思维方式提出不同于常规或常人思路的见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水平的创新是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情况相结合，进而促进和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水平的创新，有两个路径，即既要求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思想，同时也要求根据中国实践的发展与具体国情的需要，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解决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际问题，不断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纵观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当代变化，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经历了从“体系意识”到“问题意识”的转变，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问题意识”越发凸显，研究者通过对教科书体系的改革、经典文本解读、研究方法的转变等方式，逐步实现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水平的创新。这种创新首先表现为研究主题的创新，即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主题主要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等，而随着社会不断发展，社会新问题与新情况不断涌现出来后，文化哲学、价值哲学以及人类学研究逐渐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新领域，这些研究领域的拓展深刻体现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研究水平的创新。其次，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水平的创新还表现在对重大问题的探索。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一些重大问题的研究与探讨方面，许多著作极具价值。比如，孙正聿主编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专题研究》就是其中之一，“该书除了‘导论’部分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和发展的概况进行了总体梳理和介绍外，分别具体研究和讨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范式转换’、‘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来源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3]等十个涉及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与发展的重大理论问题，这一研究成果全面系统地梳理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现状与研究水平。此外，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水平的创新还表现在理论范式的转化方面，即由“本体论范式”不断向“认识论范式”以及“社会哲学范式”不断转化，由理论哲学逐步走向实践哲学。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过程中，虽然许多创新理论和优秀成果不断涌现，一定意义上实现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水平的不断创新，然而，需要说明的是，这些创新研究理论并不是固化的，它同时是在为更深层意蕴上的创新研究提供准备与铺垫，进而不断提升中国具体问题的解决能力，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进程的不断深入。

哲学的研究能力和研究成果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繁荣发展的哲学，也就没有文化的凝聚力、影响力，体现不出国家的强大，因此，必须不断创新哲学理论，即实现中国哲学研究水平的创新。近年来，中国哲学的研究在西方哲学、中国哲学等许多领域都获得了创新。其一，西方哲学研究水平的创新。如果说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哲学界对西方哲学的研究经历了三个阶段，即西方传统哲学的介绍阶段（代表人物有邓晓芒、、贺麟等），现代西方哲学的介绍阶段（代表人物有江怡等），西方哲学的研究阶段（代表人物较多，如张志伟等）。从西方哲学的研究水平看，中国的西方哲学研究水平大为提升，比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版的《西方哲学史》引用了大量的原始资料和德文参考文献，对费希特和谢林的哲学做了比较全面和完整的介绍，凸显了这两位哲学家一些新思想。其二，中国传统哲学研究水平不断创新。中国传统哲学是中国哲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创新主要体现在理论研究成果的创新之上。从理论成果的研究主题看，这些理论成果不仅有孔子的《论语》、老子的《道德经》等经典著作的研究成果，也有从问题出发的诸如熊十力的《新唯识论》、牟宗三的《宋明儒学的问题与发展》等的研究成果。中国传统哲学研究创新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研究视角的时代性。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理论内容总是体现其时代性的特点，所以，如何让中国传统哲学著作为当下时代所用，就成了重要的学术问题。比如，老子的《道德经》写作背景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即《道德经》的时代背景与当下明显差异，那么，如何取其精华就成了中国传统哲学研究的主要问题之一。中国传统哲学研究创新的第二个方面是理论的逻辑性增强。比如，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一书就有着严密的逻辑性，即书写原则围绕着中国哲学在古代、近代、现代的逻辑发展而展开。

二、教科书研究范式的内在矛盾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和思想是丰富的，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始者马克思并没有专门撰写过论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著作，甚至没有撰写过一部纯粹的哲学著作。而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却要在薄薄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中阐释清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精神，进而实现武装人们头脑的理想，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伟大的创举。教科书研究范式的这种历史使命的完成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因为，教科书研究范式与其它的研究范式一样，都会因自身的特点和独特的逻辑而遭受来自自身的障碍。从教科书研究范式的特点和创新驱动等内在逻辑来看，这种障碍至少表现在教科书研究范式的内在矛盾之上。从思想前提的角度看，教科书研究范式的内在矛盾根源于教科书宏大的教化理想。从教科书研究范式的学术性逻辑看，教科书研究范式的内在矛盾是多方面的。纵观诸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教科书研究范式的内在矛盾至少体现在四个方面，即哲学原理的普适性（亦可称之为抽象性、概念性或原理性）与原理阐述的历史性之间的矛盾，哲学理论的相对真理性与绝对真理性之间的矛盾，教科书作者个体对教科书理论的理解与人民群众对教科书普遍认同之间的矛盾，教科书书写的学术性与党和政府对教科书意识形态性要求之间的矛盾。

哲学原理的原理性，是指其理论逻辑上的抽象性、概括性和正确性等。作为教化大众的哲学教科书，其根本任务是向受众传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所以，在基本观点、哲学原理的书写上，哲学教科书应该遵循的是理论逻辑的正确性和原理的通俗性等原则，即书中主张的哲学原理要始终保持其确定性和一元性。就如孙正聿先生在《三组基本范畴与三种研究范式——当代中国马克思哲学研究的历史与逻辑》一文中所理解的那样，“在以某个核心范畴为逻辑基础和逻辑起点，以某些基本范畴为主要内容构成的逻辑结构和概念体系中，其中的任一范畴、概念都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在由其构成的概念框架中获得自我规定和相互规定、自我理解和相互理解。这种概念框架的‘自洽性’及其所蕴含的解释原则，使得构成这种概念框架的哲学理论自身具有了‘研究范式’的意义；或者反过来说，一种哲学理论之所以是具有‘研究范式’的意义，就在于它以自己的核心范畴和基本范畴而构建了特定的、自洽的概念框架”[4]。孙正聿先生的这一理解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保障其理论逻辑正确性的基础上，为了满足普及大众的需要，应该将理论体系中的某些范畴、原理按照一定的原则确定下来，以便大多数受众能够理解、掌握和运用。然而，不能忽视的是，哲学原理还具有其自身产生的历史性。所谓哲学原理的历史性，是指其思想来源于自身时代、践行于自身时代和服务于自身所处的时代，即带有民族特点和思想者的个体风格，换言之，哲学原理具有历史的时效性。所以，依赖于某一个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哲学原理，就可能只能适应当时的历史和社会发展，也就是说，其原理具有相对正确性。比如，从马克思的“资本理论”来看，当下时代的“资本理论”，就不应该完全按照《资本论》所处时代的“资本逻辑”理解，因为，在当下时代，资本已经有所创新。比如，任平教授在《论马克思主义出场学研究的当代使命》一文中提到：“无论鲍德里亚等人如何用‘仿象’来描述工业资本生产过程及其社会关系，但是当代历史场景依然是资本创新的产物。我们既不能用低于历史水平的教条主义对待当代，否认资本创新所造就的历史场景变化；更不能跟着后马克思主义抛弃马克思的历史观的精髓。问题的解答归结为一点：就是需要有从当年马克思资本批判到当代资本创新之间的历史逻辑的深度阐释，进而呼唤当代的资本批判理论，即新的时代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出场”[5]。这段话表明，马克思的资本批判是对当年历史场景下的“资本逻辑”的批判，这种依赖与自身历史所创造出的理论思想，就明显地带上了原理时效性的特点，即原理的相对正确。教科书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也是按照以上的原则进行界说的，意即教科书中的思想理论的原理性和阐释原理的历史性之间，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定的矛盾。

哲学区别于其他各门学科就在于它的研究对象是“整个世界”，是为人类提供关于“整个世界”的普遍规律，换言之，哲学是一门具有最大普遍性的学科。哲学往往是以总结人类生存、发展的规律性理论影响人民大众，即哲学是通过对人民群众的教化来实现自己的价值。教科书的教化目的性，使得教科书所主张的理论应当是绝对的，也就是说，教科书中的理论必定是唯一的、确定的、符合当下主流意识形态要求的思想，即教科书中的哲学原理呈现出了真理的绝对性方面，即真理的确定性、至上性。然而任何真理都是绝对真理与相对真理的统一。从认识的客体来看，任何事物都是不断变化发展的，都是与周围其他事物相互联系的存在，而哲学思想者依据对“整个世界”的理解，所创造的哲学原理往往是他从自己生活的特定时代中总结出来的思想认识，即明显带有个人思维和历史局限的特性。从认识的主体来看，人的成长也是一个不断变化发展着的过程，也就是要说，随着历史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人的体力和智力等各种素是在不断发展和提升的，即人认识事物的能力在不断发展，从而使得人们关于“整个世界”的理论思想是相对的、发展的。“绝对真理是由发展中的相对真理的总和构成的；相对真理是不依赖于人类而存在的客体的相对正确的反映；这些反映日趋正确；每一科学真理尽管有相对性，其中都含有绝对真理的成分”[6]。按此理解，在历史、社会的发展和实践活动的基础上，人类对具体事物的认识始终是一个在不断趋近事物本质的过程，虽然包含了绝对真理，但它依旧是此历史阶段的特殊的认识。换言之，人类可以通过自身的不断努力与创新获得绝对真理，是因为思维逻辑的本性以及实践活动的发展趋势表明世界是可知的，只是，这是一个知识、经验不断积累的漫长过程。哲学原理具有的具体性、历史性特点，构成了真理的一个基本内在属性——“有条件性”，即由于历史发展、理论水平和实践能力的局限，哲学原理是一个相对正确的原理，是还需要进一步丰富和完善的真理。因此，人类获得真理的过程就呈现出不断辩证否定、自我超越的发展过程。总之，教科书为了达到教化目的而绝对化了的理论与其哲学原理本身之间就存在着一定的偏差或矛盾，即哲学原理的相对性与绝对性的矛盾。

马克思并没有专门撰写过一部论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著作，但这并不妨碍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和思想的丰富和多样。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要向普通人民大众阐释清楚马克思哲学的基本理论和观点，必须从马克思浩瀚的哲学思想中抽象和概括出适合教科书表达的基本观点和基本原理。这一概括，充斥着诸多方面的复杂性和困难性。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中的哲学原理，是作者根据自身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而总结的。从教科书的发展史可以看出，因个体理解能力的不同，教科书中的哲学原理在深度、广度以及传播影响等方面，都存在诸多差异。首先，这种差异体现在教科书作者理论高度与普通群众理解能力之间的矛盾之上。能够撰写出哲学教科书的人，其学术水平应该达到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优秀学者程度。这即是说，一定意义上理解，教科书撰写者书写的教科书是建立在自身理论水平基础上的学术著作，即教科书在思想、逻辑、语言等方面就显示出深刻的理论性。然而，绝大多数属于没有受过专门哲学训练的人民群众则不能达到作者的哲学水平。这就意味着，广大的人民群众可能无法准确把握教科书的思想，甚至可能因不能理解教科书的内容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极大的误解和片面的认识。比如，在哲学原理的理解上，教科书作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理和范畴等方面的高度抽象、概括，无论是在思想表述形式上还是理论内容上，都对普通大众的思维能力、认知能力等提出了较高要求。再者，这种差异还体现在个人经历上。每个人的人生阅历不同，使得他们对同一事物的理解也不尽相同，在哲学思想方面更是如此。随着生活经历、实践经验等方面的不断积累，个体对世界的认识，即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变得越来越深刻。然而，由于个体的人生阅历是有差异的，换言之，教科书作者与普通大众之间的人生经历不同，对哲学原理的认识深度上就存在着较大程度差别。不仅如此，在价值认同上，普通大众则大多关注自身现实生活，即他们大多易于接受能够给自己生活直接带来影响的东西。不可忽视的是，尽管马克思主义哲学始终关注人的生存和发展问题，但因为哲学本身晦涩的哲学语言、抽象的理论思想，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人民群众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正确和全面了解。换言之，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编写是为了普通大众能够了解、掌握并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但这一目的往往因为人民群众受教育程度、文化背景和个人理解能力等因素的影响，而难以实现。这即是哲学教科书的个体理解与普遍认同之间的矛盾。

所谓学术性，即采用专门的研究方法对事物的合理性及规律性进行学科化论证。学术性除了要求论述的科学性，还要求研究的问题具有创新性，即能够积极推动学科的建设与发展。所谓意识形态，即占统治地位的统治阶级的思想体系，带有深刻的政治意蕴，与阶级利益和政治统治紧密相连。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诞生之日起就具有学术性特点，其学术性主要体现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逻辑性，具有相对独立的研究空间，能够运用科学的研究方法构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体系，进而正确揭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马克思主义哲学除了具有学术性特点，还具有意识形态性特点。任何哲学都是与社会生活、政治统治密不可分的，是时代观念与时代精神的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自其创立之日起就已宣布其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是为全人类的解放服务的，即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体现着无产阶级的价值取向。以上分析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既具有学术性又具有意识形态性，学术性与意识形态性的矛盾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固有的、与生俱来的，贯穿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始终。在价值取向方面，学术性与意识形态性存在重大差别，学术性强调价值中立，将研究的焦点放在理论的科学性之上，要求研究的独立性与客观性，主张研究者突破政治统治与阶级意识的藩篱，自由发表自己的独特见解与学术观点，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体系研究的独立性。与学术性价值中立的特点不同，意识形态性具有自己坚定的价值取向，即浓厚的、坚定的政治取向。教科书意识形态化是通过教科书内容的选择来实现的，即统治阶级选择将那些符合自身意识形态的理论知识纳入教科书体系中，通过教科书的教化作用将主流意识形态转化为民众的思想观念，进而促使民众在实际生活中表现出符合统治阶级利益的行为，为统治阶级服务，巩固统治阶级的阶级统治。需要说明的是，学术性与意识形态性的矛盾是教科书研究范式的内在矛盾，本身是不可避免的，也是无法消除的，但这两种矛盾在教科书之中却是有机联系的整体，即学术性是构建教科书科学体系的基础，意识形态性是教科书满足社会统治需求的保证，二者是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在教科书中，应该以学术性带领意识形态性，以意识形态性推动学术性，不能割裂二者的相互关系，将二者完全对立起来，或者说，要避免两种极端观点，即只单纯强调教科书研究的学术性或者只单纯强调教科书研究的意识形态性。只关注教科书研究的学术性将导致教科书脱离现实世界，成为一座“空中楼阁”，变得空洞化。相反，只关注教科书研究的意识形态性，排斥教科书研究的学术性，就会造成教科书的模式化与庸俗化。因此，要正确处理教科书研究范式中学术性与意识形态性的内在矛盾，将这两种矛盾合理统一起来，进而促进教科书研究范式的不断发展与完善。

三、教科书研究范式的叙述局限

如果说教科书研究范式的内在矛盾决定了教科书研究范式必须不断创新，以削弱其内在矛盾带来的不利影响。那么，我们还不能忽视教科书研究范式的另一大局限性，即教科书研究范式的叙述局限。从根本上看，教科书研究范式叙述局限的根源在于，用怎样的语言才能表征马克思的哲学理论中国化和大众化。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表达看，教科书研究范式的叙述局限至少体现在五个方面，即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本叙述的时代性局限，经典作家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的哲学表达与当下时代的哲学语言之间的差异的局限，经典作家对相关领域的问题没有关注的原理空场局限，当代哲学研究成果（既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成果，也包括西方哲学的研究成果和中国哲学的研究成果，等等）的大众化理论概况的局限，现实生活世界实践理论的及时性、有效性和科学性总结的局限。

所谓“文本”, 并不仅仅指特定论著中的文字总和,还包括文本建构所依赖的极其复杂的历史语境。任何文本的生成, 都必然与研究者的历史文化背景密切相关, 研究者在一定时代背景下创作文本，在创作文本的过程时，研究者会不断地与同时代人们的理论观念发生碰撞，在碰撞过程中，研究者的思想不断发生变化，研究者认知系统也随着思想的动态变化而变动, 进而推动研究者所撰写的文本本身的不断变化。研究者的历史文化背景不同，其创作的文本叙述也各不相同，恩格斯指出：“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7]。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本叙述也是在一定的历史时代背景下产生的，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的特征。在当下时代的语境下，带有以往时代特征的文本，不可避免地或多或少地存在着文本产生时代的局限。经典作家文本叙述的时代局限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经典作家文本叙述的时代局限表现为，经典作家的文本内容来源于较早的资本主义时代，而非当下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背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哲学理论诞生于机器化大生产的资本主义时代，工业化大生产促进社会分工的不断深入，造成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更加激烈，推动了三大工人运动的爆发，无产阶级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的舞台，迫切寻求正确的理论观点来指导无产阶级的行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基于这样的历史背景创作了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及其体系。由此可知，由于经典作家文本叙述产生于早期资本主义的时代背景，而如今我国已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因此，经典作家文本叙述的时代局限逐渐显露出来。例如：作为经典作家文本叙述理论，列宁的暴力革命理论曾一度得到推崇，暴力革命不仅指导了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也帮助苏联、中国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具有一定的先进性，然而，随着当下社会主义社会的不断发展，改革与发展已成为时代的主题。其二，经典作家文本叙述的时代局限表现为经典作家基本原理的哲学表达局限，即经典作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的哲学表达与当下时代的哲学语言存在差异性。受个人思维方式、民族特征、社会历史发展以及时代精神的影响，对人民群众而言，经典作家文本叙述的哲学语言往往晦涩难懂、难以理解。当下时代，要求文本叙述与现实生活世界的语言习惯相联系，即将社会中出现的新的语言表达方式以及新的语言词汇纳入自身的语言体系中，如“范式”、“出场”、“场域”等词汇，不断促进哲学的生活化与大众化发展，通过研究者自身对经典作家的基本哲学原理的理解，运用通俗的语言风格论述哲学基本概念与基本原理问题，实现哲学语言的生动通俗、简明易懂和准确清晰。这即是说，教科书语言要来源于人民群众，来源于现实社会生活，以便于人们群众的理解与掌握。

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与精华，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与完善的理论基石，也是指导新的时代背景下的社会实践的重要理论来源，因此，哲学教科书要求准确表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即要求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概念与基本原理正确地呈现出来。但不可否认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基本原理的哲学表达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因为经典作家基本原理的哲学表达总是以一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为背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处在一定的研究水平上，即受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他们必须依据所处时代的研究水平进行哲学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基本原理的哲学表达受原始资料稀缺、社会发展水平落后与个人哲学理解有限的制约，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哲学表达局限性。这就是说，经典作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的哲学表达也不一定是绝对正确的，或者说，虽然经典作家的哲学表达在其所处时代是最为先进的哲学表达，但随着社会发展与原理研究的深入，其哲学表达的局限性逐渐显露出来，受时代发展水平、个人立场以及个人理解的影响，经典作家对基本原理的哲学表达总是带有一定的局限性。因此，研究者要辩证地看待经典作家基本原理的哲学表达，在研究过程中不断深化与完善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的哲学表达。

“空场”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局部“缺场”，确切地说，就是“将某些重大时代领域排除在马克思主义言说与行动的空间之外，本身就是一种僵化。除了‘偏见’或‘误解’之外，‘空场’的产生或是因为时代变迁导致马克思主义与时代问题的‘某种脱节’，或者是因为时代主题的转换使当年马克思仅具有的原则意见（如生态观点）需要拓展为一个当代的完整理论，或是因为原有理论需要转换为一种出场的实际行动”[8]。由此理解，经典作家相关领域的原理空场是指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重大相关领域的缺席，即对相关领域的问题关注度不够或是没有进行关注。究其原因，是由于经典作家构建的哲学原理都是在一定的时代背景下进行的，是当时所处时代精神的体现，是对当时社会关注的重点问题领域的详细描述，如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特别关注的就是战争与革命的问题。然而，随着社会不断向前发展，政治格局多极化以及经济全球化趋势不断增强，时代主题不再是战争与和平，而是改革与发展，社会生活中新问题、新情况不断产生。由于时代的局限性以及社会发展的历史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这些相关领域并未作出过多的论述，要么是一带而过，要么是没有涉及，这造成了相关理论研究原理的空场。经典作家相关领域的原理空场主要表现在当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热点问题上，这些热点问题与当下的具体实际生活紧密相连，其中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哲学表达最具代表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表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理论的哲学基础，是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继承与发展，是建立在中国具体社会生活环境之上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主要包括发展哲学、和谐哲学、人本哲学以及生态文明哲学。总体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是一门发展哲学，体现了发展的时代主题，是对经典作家相关领域的原理空场的补充与出场。以生态文明哲学为例，生态文明哲学的提出有一定的社会历史原因，即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带来的生态环境的日益恶化，环境的严重污染对人类生存提出了严峻挑战，生态文明建设问题越来越受到人们重视，生态文明成为继物质文明、政治文明以及精神文明之后的第四大文明，许多研究者越来越注重对生态文明领域的探索，构建了生态文明哲学的基本原理，形成了生态文明哲学。由于社会发展的历史性以及时代主题的差异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并未对生态文明领域原理做出详细的论述，使得这一领域成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述哲学基本原理的空场，即当时的哲学原理在人与自然的关系论述上只是重点强调人的能动性，而非自然规律的客观性，即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充分利用自然为人类造福。这一原理的着眼点是人类社会的利益，而非对生态文明的建构，即保护自然环境、维护生态文明。然而，随时社会不断发展，将经典原理与当下现实相联系，经典作家的这一哲学原理便显现出一定的局限性，需要进行不断的拓展与完善。

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不断增强，当代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了许多新情况，遇到了许多新问题，也积累了许多新经验，作为反映时代精神的当代哲学自然也就要取得诸多新成果。当代哲学的具体研究成果，既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成果，也包括西方哲学的研究成果等。近几年，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如以张一兵等研究学者为代表的“回到马克思”的文本研究引人注目。此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以及其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也硕果累累。与此同时，当代西方哲学研究也不断增强与当代社会发展的适应性，其研究更加注重对现实存在的理论提升，研究侧重点聚焦于现象学、生命哲学、分析哲学等方面，研究理论由包罗万象向具体细化转变，以增强对具体社会实践的指导作用。在众多的当代哲学研究成果中，选择哪些哲学研究成果进行大众化理论概括，即在经验概括的基础上，结合理论的演绎解释，将当代哲学研究成果提升为哲学教科书中的基本原理，这是教科书编写的一大难题。教科书编写不仅应该选择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新研究成果，也应该吸收其它形式哲学的研究成果，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虽然是中国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但它既不是凌驾于其他思想形态之上的思想霸主，也不是封闭的自我发展体系，相反，它是一个开放的体系。众所周知，中国整个哲学界的学术成果，尤其是研究中国传统哲学的学术成果，根植于深深地烙印在了中国人民思想深处的思维方式和思想形态，对教科书的意义不容忽视。换言之，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科书，一定要体现中国思想界的学术成果，教科书只有体现了反映在中国哲学界学术成果中的这些思想，才能更好地展现中国人民熟知的思维方式”[9]。由此可知，当代哲学研究的优秀成果都应该在哲学教科书中得到适当的、尽可能充分的反映。然而，由于个人思维方式以及个人实践经验的差异性，不同研究者对当代哲学研究成果存在不同认识，不同研究者对于将何种研究成果提升为教科书基本原理存在不同看法。对于研究成果理论概括的选择难以达成一致性理解，造成了当代哲学研究成果的理论概括局限。除此之外，将哲学中专业性语言概括为教科书语言也存在一定的困难，因为哲学语言往往晦涩难懂，而教科书编写语言却要求在保证语言逻辑准确的基础上实现语言的通俗易懂，这就要求研究者必须具有扎实的哲学专业知识，以及深厚的语言功底，能够将专业语言通俗化。

哲学思想来源于现实生活世界，但又高于现实生活世界。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思想内容离不开当下中国社会的现实生活，哲学教科书的作者在撰写哲学教科书时，不仅要向人民群众传授哲学基本观点和基本思想，更要将当下时代的时代精神上升为理论，即必须反映与时代精神相一致的思想观念的创新。“当今中国社会正处在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它内在地要求人们从理性的高度来判断中国社会的历史方位，澄明社会发展的价值前提，反思未来发展的可能道路，也即是说，创建当代中国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乃是中国人反思自己的生命历程、理解自己的生存境域、寻找自己未来发展道路的内在要求和迫切需要”[10]，这就是说，中国的现实社会状况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可以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概括和提升出诸多哲学原理，现实生活实践也需要不断创新和发展的哲学理论来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第五版）》一书中，编者就准确把握住了时代脉搏、依据现实生活凸显出的问题，创新了教科书的理论体系。这一教科书认为，“有些观点在经典作家那里有所论述，但又未充分展开、详尽论证，而当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又日益突出了这些问题，使之成为迫切需要解答的‘热点’问题。对这样一些观点，应以当代实践和科学为基础，深入探讨、充分展开、详尽论证、使之成熟、完善，上升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为此，《原理》第五版增加了传统文化与社会现代化、非理性因素在认识中的地位和作用这样一些内容”[11]。这表明，教科书作者能够在社会发展、国家建设、生活实践等基础上，概括和提升出诸多哲学理论。这些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是与当下社会历史条件和实践活动的开展相联系的。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经过人民群众、专家学者、国家政府等无数人的不懈努力，不断积累和总结经验、教训，使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得到了极大的丰富和发展，并且始终在丰富和发展。当然，理论提升是十分困难的，因为，教科书作者不仅要把社会发展、实践活动、生活经历中积累总结的经验、规律等提升为哲学理论，并用哲学语言将其阐述出来，还要尽可能地让大多数普通群众能够准确理解、把握和运用哲学理论，这就对教科书作者的学术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注释：

[1]李秀林、王于、李淮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第五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五版说明”：第1-2页；

[2]李秀林、王于、李淮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第五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五版说明”：第3页；

[3]任平、曹典顺、李惠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2012）》，北京：中央编译局出版社，2012年，第236页；

[4]孙正聿：《三组基本范畴与三种研究范式——当代中国马克思哲学研究的历史与逻辑》，社会科学战线，2011年第3期；

[5]任平、曹典顺、李惠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2014）》，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第5页；

[6]《列宁选集》第1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23页；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84页；

[8]任平、曹典顺、李惠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2012）》，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第24页；

[9]任平、曹典顺、李惠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2012）》，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第13页；

[10]白刚：《理论自觉与范式转换——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我建构》，载《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2012）》，2012年，第239页；

[11]李秀林、王于、李淮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第五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五版说明”：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