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哲史研究范式中存在着总体性的内在张力和视域局限，表现在时间逻辑和思想逻辑之间的矛盾，存在着史论循环、对象本性与方法论视域之间的循环、微观文本与整体通史阐释之间的循环。这些内在张力和视域局限表现在中国马哲史研究范式发展的不同阶段之中：上世纪末表现在以论带史，思想的历史服从理论逻辑的倾向、马哲史的深层研究模式并没有真正彻底摆脱前苏联的影响的问题和局限；新世纪以来则存在着“有史无论”“趋史避论”的倾向、马哲史通史研究急剧衰落、成果锐减。又存在着轻视理论逻辑创新与轻视现实历史同时并立的怪象，标榜“价值中立”、进行纯文本研究的问题。

关键词：马哲史研究范式内在张力视域局限

在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图谱中，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范式具有自身独特的研究特点、研究优势和地位，其根本的研究特点是历史性，这一特点优于教科书非历史的研究方式，它打破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僵硬的学科壁垒，具有综合性、交叉性的研究优势，其地位不是论证教科书原理的手段和工具，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的活水源头，对于其它各类型、各领域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发挥着辐射和带动作用。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中，它具有独有的功能，这一功能表现在历史性的阐释方式、避免经验主义的历史叙述，注重逻辑挖掘、理论提升、史论结合的研究方式，在多学科、多门类知识的整体关联性中重新阐释和创新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整体性。

虽然如此，马哲史研究范式仍然不能包打天下，不能单独承担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所有任务，它只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研究的一种范式、一种路径，自身也存在着内在张力和视域局限，只有明确其视域局限及其表现，才能认识它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边界，更加全面地对其进行总体定位，扬长补短，与其它马克思主义研究范式相结合，更好推动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发展，因而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范式的内在张力和视域局限、以及这些局限在不同发展阶段的表现就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一、

像其它马克思主义研究范式一样，马哲史研究范式仍然存在者存在着内在张力，带有难以克服的视域局限。

首先，按照时间逻辑、还是问题逻辑或思想逻辑来展现马哲史，是马哲史研究中的一个内在张力。作为思想史研究，马哲史研究存在的一个根本问题就是如何展现思想史，是按照时间逻辑、还是按照问题逻辑或思想逻辑来展现？也就是按照时间在先原则、还是按照思想逻辑在先原则来叙述？这是马哲史范式研究中存在的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也是其研究的一个视域局限。按照时间逻辑来叙述马哲史就会要求时间在先原则，其叙述方法就会侧重历史描述性方法，恪守时间先后的顺序，收集整理所有的学术史料，以学术编年方式，列举相对重要的人物和著作的思想介绍，对人物、著作、事件、活动等方面进行专题性研究。这种做法的好处是忠实于历史发生的先后顺序，力求客观呈现思想发生、发展、传播的历史。而其带来的缺陷是经验性、表象性、外在性，其研究方法很容易陷入“剪刀 +浆糊”的经验主义做法，收集、罗列马哲史中的人物、著作、事件、活动，进行外在地焊接、缝合，最终只能达到马克思所说的“完整的表象”或“感性的具体”，将思想史变成列宁所批评的“人名和书名”的历史，是“一大堆在时间中产生和表现出来的哲学意见的罗列和陈述”，根本无法到达“理性具体”，也无法回应和反驳其它思想史叙述方式的批评，无法深层呈现思想逻辑的在内流动和贯通。与此相反，按照问题逻辑或思想逻辑来叙述思想史，则要求理论逻辑在先、理论问题在先，其研究方法是暂时撇开思想发生的时间先后顺序，以某种思想中建构的理论逻辑、理论形态作为逻辑线索，这一理论形态本身可能导源于对现实问题的理论思考、理论建构，也可能仅仅由理论问题引发的理论家建构的观念形态，理论逻辑是第一位的，甚至带有先验性，客观的思想发展的先后顺序是不重要的，次要的，至少是第二位的。这种研究方式的优势是能够透过经验的表象去探寻思想历史背后的理论逻辑，避免经验主义研究方式的弊端，经验主义的做法是单纯堆积和罗列思想史材料，把思想史研究淹没于大量思想史材料之中、无法揭示思想史发展中的内在逻辑。其带来的问题是这种逻辑建构可能是主观的和先验的、脱离思想发展的实践逻辑和思想文本的客观意义、脱离思想史本来面貌，易于陷入主观主义、多元主义。即使研究者力图结合思想发展的时间逻辑、文本的客观意义、思想史本来的面貌，反对主观主义和多元主义的研究态度，但是在不同思想史逻辑的抽象和建构中，究竟如何判定其客观性、一元性？谁才是判定这一思想史逻辑客观性的标准？思想史本身无法回答，这是马哲史研究范式存在的一个难以解决的内在问题。

其次，马哲史始终存在着解释学循环，面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等经典作家留下的文本，面对由这些文本中的思想所组成的思想发展历史，后人的研究也是一种理解和诠释，而马哲史的理解和诠释同样存在着一系列解释学循环，这些循环也是马哲史研究范式内在张力的具体表现。

第一，史论结合的循环。这是理解主体和理解对象之间的循环，历史上的马恩思想、马恩思想的历史就是理解的对象，关于对象理解的理论形态属于理解主体的理论建构。马哲史是思想理论的历史，而思想理论的历史都离不开书写者的解释，书写者的解释又总是基于一定理论立场、理论观点，理解的“前结构”，离开解释者的前结构和理论立场理解就不发生，纯粹“中立”的客观解释是不存在的，那样做就把人等同于动物、从而取消了理解本身。理解者的前结构和理论立场不同，所理解出来的马哲史就会不同，比如具有辩证唯物主义、实践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实践人道主义等不同的理论立场的研究者，所书写的马哲史就存在极大差异，甚至完全相反。另一方面，又必须承认文本思想的客观性、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史的客观性，思想史的研究必须以文本的客观思想为基础、以整体思想史的客观性为基础，不能歪曲客观思想，任意建构背离客观思想的主观主义解释，因而必须反对相对主义、主观主义的解释学态度。尽管我们反对相对主义和主观主义的解释学态度，反对苏联马哲史研究模式完全用辩证唯物主义来解释马哲史，反对这种政治实用主义做法，但这并等于否定理解者理论立场的作用，我们只是反对把这一前结构和立场唯一化、绝对化、教条化，排斥其它解释理论存在的可能性，反对这种意识形态教条主义的同质性解释。约言之，在马哲史研究和理解中，一方面它离不开理解客体对象，就是对客体对象的理解，另一方面又离不开理解主体，是理解主体的理解，主体理解的“前结构”制约了关于对象的理解。这样就形成了一种循环和矛盾：马哲史理解和研究是关于对象内容的理解，而不是主观任意理解，而对象理解的前提又是主体具有自身的“前理解”，否则关于对象的理解就不发生，所以要理解对象就必须有主体的前理解，而主体的理解又必须是关于对象的理解，马恩思想的客观性、一元性和研究者的主体性、多元性、时代性之间的矛盾与循环就一直伴随着马哲史研究。

第二，方法论视域与对象本性的循环。这是研究主体的研究方法和对象之间循环、主客体之间的中介和对象之间的循环，前一方面的解释学循环是理解主体与理解对象的循环，它表明理解主体在面对理解对象时，并不是一块白板，而是具有理解的前结构、前理论。具有一定理论立场和结构的理解者，在理解马哲史对象时，还必须采用一定的研究方法和工具，视域、方法影响着理解的结果，理解主体如果不采取一定的方法论，理解就是盲目的。理解者理解的前结构与采用的方法论之间存在相互作用，一方面，理解者的前结构、理论立场规定着理解者所采用的方法论、视域，有什么样的前结构就会采用什么样的方法论，另一方面，理解者持有什么样的方法论，就会形成与之相适应的理解前结构、理论立场。理解者持有的方法论也直接影响和规定着理解的结果：面对同样的马哲史对象，不同时代、甚至同一时代的不同主体总会采用不同的研究方法论、视野，而方法论和视野不同，理解的结果就会不一样，比如我们采用苏联马哲史研究模式，采用目的论预设、线性进化论、领袖中心论的方法论，就会形成我们所熟悉的传统的马哲史的面目，如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马哲史通史著作。而如果我们采用动态出场论、多元发展论、学者与领袖共同作用的方法论，就会呈现与之不同的马哲史面貌，如何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教程》、《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东方和西方》、吴元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的演变》、张一兵的《资本主义理解史》等。任何理解和研究都持有一定的方法论立场，但是研究者并不一定自觉，如果不能实现对旧的研究方法论自觉，就不能有效实现马哲史研究的深层创新。虽然理解主体理解的前结构、持有的方法论直接影响着理解的结果，影响着对马哲史理解的面貌，但另一方面，作为理解对象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发展史有其客观的逻辑、客观的规律和本性。不能无视马哲史对象的客观本性，背离马哲史的本性，任意采用一种方法论视域来书写马哲史，这样马哲史范式研究就带来了另一种循环：马哲史方法论视域和对象本性之间的循环。因此必须正视这种循环，既要看到任何思想史的解释理论都离不开思想史客观性，否则就是主观性的任意书写；又要看到任何思想史都离不开一定的解释者的方法论视域，否则就是一大堆经验材料的堆积，或者对于前理解结构和理论缺乏自觉。这种循环给马哲史提出了一个难题，如何判定自己的研究方法论是正确的、最符合对象本性的？依据那种方法论书写的马哲史是最符合马哲史的本性？

第三，微观文本解读与整体通史阐释的循环。这是关于理解对象中存在的循环。马哲史研究和理解的对象是马恩等经典作家留下的文本、这些文本中包含的思想，以及由这些文本中的思想所组成的思想发展历史，在这一研究对象中，单一的文本思想是马哲史研究的基本单位，整体的通史由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文本思想构成的。这里存在着一个解释学循环：一方面思想史由不同文本思想构成的，马哲史研究离不开微观文本解读，微观文本解读是基础，脱离对微观文本解读就不可能阐释马哲史通史；另一方面，对各单一、具体的文本的解读又离不开对整体通史的阐释，没有通史的阐释以及它带来的理论视野和方法论，就不可能解读微观具体文本的思想，宏观通史的阐释模式不同，面对同一文本解读的结果会完全不同。比如张一兵在《回到马克思》一书中系统分析了西方马克思学解读模式、西方马克思主义人本学模式、阿尔都塞的模式、前苏联学者的模式、孙伯鍨的解读模式对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等马克思早期文本截然不同的解读结果。也就是说马哲史研究中，要阐释马哲史通史，就必须首先解读微观文本，微观文本是宏观通史的基础，否则就是抽象的；而要解读微观文本，又离不开对整体通史阐释，以及它所带来的视野和方法论前提，整体通史阐释模式不同，对同一文本的解读就不一样。究竟是先解读单一文本，还是先阐释整体通史马哲史？马哲史研究范式存在着这一循环带来的内在张力和矛盾。

总起来讲，马哲史研究范式中存在着时间逻辑和思想逻辑之间的矛盾，存在着史论循环、对象本性与方法论视域之间的循环、微观文本与整体通史阐释之间的循环。马哲史研究范式无法根本解决这些循环和张力，而只能在这些张力中进行，这些循环与张力构成马哲史研究范式的视域局限。

二、

我国马哲史研究范式在不同阶段上也存在着阶段性的视域局限。在我国马哲史研究范式前20余年发展中存在以下问题和局限：首先，以论带史，思想的历史服从理论逻辑的倾向。虽然在上世纪80年代之初，马哲史范式已经作为一个学科、一个研究范式从前苏联教科书原理中独立出来，其产生的初衷就是为了反对教科书理论的弊端：原著选读和思想史研究对于教科书原理的附属性、理论结论和形态的终极性和神圣性、“原理体系+事例+辩护”的叙述方式，在传统教科书统治下没有真正的马哲史研究，处于“有论无史”状态。马哲史研究范式以历史性为根本研究特点，并发挥出总体创新功能，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教科书理论的垄断，结束了“有论无史”状态，取得了许多创新成果，表明了自身的独立研究价值。但是，应该看到其叙述逻辑中仍然存在着教科书原理的影子，在展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时，仍然把辩证唯物主义理论、最多把实践唯物主义理论作为优先逻辑，不符合这一逻辑的其它内容统统不予关注，理论逻辑是第一位的，客观的思想发展事实和顺序是次要的，第二位的。史论结合的张力、时间逻辑和理论逻辑之间的张力在此表现为以论带史、思想的历史服从理论逻辑的局限。

其次，马哲史的深层研究模式并没有真正彻底摆脱前苏联的影响，对苏联马哲史研究模式中实际存在的问题与局限缺乏必要的反思与批判，在深层的研究模式和基本的方法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观、在对待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潮的评价等方面，基本还是在沿用着苏联模式。具体表现在：第一，领袖中心论的理论立场。马克思、恩格斯之后，政治领袖人物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念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一合理形态，与之不同的其他各种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总体上被排除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视野之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各种职业哲学家的思想更是没有纳入马哲史叙述逻辑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仅仅成了经典作家、政治领域思想演变、发展和继承的历史。第二，形成了单一发展或单线进化的理论观念。虽然也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随时代而发展，却忽视和否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多元性，不承认西方马克思主义、北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属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态，在通史研究中也不把它们纳入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的范围中，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变成了一元、线性的发展史。第三，经典著作解读的研究模式影响过重。由于没有纳入西方马克思主义等多种哲学思潮、各种马克思主义职业哲学家的代表性思想，因而缺乏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内在逻辑和叙述主线的深入挖掘、完整表述。第四，重政治历史因素而轻哲学内在逻辑的理论倾向。在坚持以历史与逻辑统一、理论与实践统一的原则来研究和叙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的时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线索被过分突出，过多地强调政治社会现实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影响，冲淡和忽略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内在逻辑的清理和呈现。比如，在前20年我国马哲史范式研究中，黄楠森等主编的8卷本《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是其研究成果集大成者和杰出代表，这本书依然没有消除上述缺陷，基本上仍然是革命领袖的思想发展史，很少写专业工作者的贡献，回避了政治问题，一元线性进化论的问题也比较突出，而同一时期其它马哲史通史著作也大都存在着上述缺陷。

新世纪以来，我国马哲史研究从方法论上清理和批判了苏联马哲史研究模式的影响、僵化教条的教科书原理对马哲史的影响，但是马哲史研究范式的内在张力和视域局限仍然以另一种方式存在着。

首先，“有史无论”“趋史避论”的倾向。新世纪，我国马哲史研究批判了上世纪马哲史研究方法论的错误，基本消除了“有论无史”、“以论驭史”、思想的历史服从理论逻辑的局限，但其基本面貌仍然未摆脱“以苏解马”（指苏联马哲史研究模式）状态，虽然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夹杂着“以西解马”思潮（即简单盲从西方马克思主义），但这一状态还没有在通史中呈现，其成果只是以专题史形式出现，没有以通史形式出现。新世纪的研究则自觉转变为“以我解马”、“以时解马”，即以现时代中国化社会主义道路建设为现实依托、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建构为理论目标而进行马哲史研究。但由于受现实历史发展程度的限制（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尚未发展成熟、基本的制度构架和社会治理模式尚不完善），也受马哲史研究内在张力和视域局限的限制，马哲史研究又走到了另外一端，由过去“有论无史”和“以论驭史”倾向转变为“有史无论”、“趋史避论”、“史强论弱”局面。重实际的历史问题、轻理论逻辑建构，在近十余年的马哲史年会上总是直接以当下现实、操作性的实际问题为主题，忽视和缺乏对这些具有经验性、操作性的现实问题进行深入的学理分析、理论逻辑的穿透，不能把这些问题有效提升为理论逻辑问题，除何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教程》外，马哲史通史研究总体上处于低潮状态，失去了上世纪的通史研究的辉煌局面。

其次，一方面，马哲史范式研究中存在“趋史避论”、“史强论弱”现象，另一方面，又存在着轻视理论逻辑创新与轻视现实历史同时并立的怪象，标榜“价值中立”、进行纯文本研究的问题。应该说，在马哲史范式研究中重视文本文献研究是其题中之义，这一研究作为马哲史研究的基础，构成马哲史研究的前提。但是对待马克思文本文献的态度却在不同阶段存在着不同缺陷。在马哲史研究范式诞生之前，马列“原著选读”课程及其相应研究应该作为其前身，但是这一研究却没有独立性，完全附属于教科书原理体系，成为论证其真理性的工具，失去了文本文献研究的本来意义，并且某种程度上阻碍了马哲史研究范式的诞生。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随着马哲史学科和研究范式的出现，这一状况得到一些改变，但是由于马哲史研究中解释学循环的内在张力，微观的文本研究仍然附属于总体通史的叙述逻辑，而后者并从没有根本上避免苏联的研究模式及其逻辑主线，因而文本研究的创新意义没有充分展现。新世纪以来，张一兵等学者积极倡导“文本学”研究，反思和批判传统原著研究的方法论前提之误，“廓清理论地平”，以哲学解释学立场、以新的方法论、站在新的时代土壤上，回归马恩文本的历史语境，从而释放出研究和创新的活力，推动了马克思哲学的创新，也宣布它作为研究范式从马哲史研究范式中独立出来。但是，在文本文献研究中，也存在着另外一种消极倾向，部分研究者一味沉醉在纯粹文本解读的象牙塔中，无限崇拜、神话MEGA2研究，认为马哲史研究中如果不进行MEGA2的文献学研究，就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就不能获得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理，由此使马克思脱离现实生活，鄙视现实生活，丧失了当代性意义。另外还有一部分学者无原则推崇“西方马克思学”，标榜“价值中立”，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意识形态性，有些学者提出建立“中国的马克思学”的目标，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性化、纯学术化，取消它的现实性和当代性、意识形态性。应该看到，文本文献研究只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一个基础性工作，它不是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重要的方法，更不是唯一根据，也不是理解当代问题的根本途径，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马克思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也不是马克思学的历史。